这时,侯东娥才16岁,刚刚嫁人生了一个儿子,还加入了共产党,分管村里的妇女工作,搞宣传,给八路军做军鞋。 战战兢兢的她和同村姐妹一样,用锅灰烟抹满脸,到处东躲西藏。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直到有一天,再也藏不住,日军根据她家土豆窖新翻的泥土痕迹,把她像拧小鸡一样从里面抓出来。从此噩梦开始了,在据点里,只要日军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日本兵就会野蛮地强暴她和姐妹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最多的一次,她身上过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四十多天后,侯东娥刚生产完的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完全垮了下来。 不堪蹂躏,她想到了自杀。从高高的崖上跳了下来,却侥幸没有死。于是,她好像想通了,为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一定要活下去。她说之后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勇敢地挺了过去。 即使被亲人想方设法救出来,她仍然先后三次被抓到据点蹂躏,然后怀孕了,这使她更加不安起来。侯东娥怕人们知道,她怀了日本鬼子的孩子。她白天想办法搬大石头,担水、上山割柴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想把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晚上愁得一夜一夜睡不着。 经过超强劳动量的折磨,侯东娥终于让这个孩子从肚子里掉出来,伴随大量的出血,她晕倒了。从此,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身体受到摧残,也失去了劳动能力。 官司打到日本 侯东娥的故事,激起了张双兵深深的同情,老人饱受战争的灾难,却无依无靠。张双兵希望能帮助她们,向日本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 在张的提议下,侯东娥和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四人才组成第一批“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 ,把积聚了五十年的怨愤凝集成一纸“申诉书”,通过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她们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赔礼道歉;提供每人十二万美金的赔偿款。 张双兵成为当地有名气的替“大娘”申冤的人,从刚开始的闭口不谈,到很多受害者开始主动找他,希望讲述自己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