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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大将中他的年事最高，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百色起义时他任红7军军长，在邓小平离队后他率红7军艰苦转战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副总参谋长。抗战时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任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陈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华野成立，他又先后任过副司令兼参谋长。
     罗瑞卿，华北野战军的代表。他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员兼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是党内军内正在上升的人物，庐山会议后也正是他接任了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他的职务与陈赓相同，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人物列名最后，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这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投共”将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综合十元帅和十大将的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20个人堪称是“最佳组合”。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0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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