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种情况下，郭嘉能说服他什么？最多也就是提醒曹操注意黄盖的诈降计策。当曹操大军大面积染上瘟疫，即便是没有赤壁战船被烧，他还能留在江南继续作战吗？其实，在战役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是曹操自己应该清楚的。比如说，北方士兵不适应南方气候环境下作战问题，特殊情况下冬季也有时会刮东南风，这是一个将军应该懂得的道理，曹操作为军事家，难道会不懂得？还有以少胜多，曹操当年官渡之战不就是这样取胜的吗？在具体战法上，不是曹操需要别人给他多少建议，而是他已经不是官渡当年那个谦虚谨慎的曹操，而是变的傲慢昏聩，目空一且了。这时候的曹操身边，有没有一个郭嘉看不出多大差别。回头说诈降问题，曹操也害怕这是诈降之计（恐汝诈耳），但他已经不可一世，认为对手只是一只蚂蚱，只要一挥手就能把对方拍死。在这种情况下，东吴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聪明”之人。这时候，即便郭嘉提醒曹操，因为曹操已经审查过了（密问之），也不会听郭嘉的。不仅是曹操自己，整个曹操军中，都被这种骄傲情绪所笼罩。黄盖来降，“曹公军吏士皆引颈观望”（还有一说是“操军人皆出营立观”）。不要说这是一支前来投降的军队，就是自己军队换防，也应该是持械列阵之后再进行吧？怎么这时候就没有一个裨将偏将把自己的队伍拉出来列阵？还有水上，虽然曹操军队“船舰首尾相接”，但不可能所有船都连接在一起吧？如果有一个编队的船，或者是有几条交通联络船出来，指挥一下黄盖船队的停靠位置，也可以有点儿时间示警吧？这是一种全军性的松懈，诠释的正是“骄兵必败”，并不是郭嘉一言可救。 另一个问题就是瘟疫。郭嘉是能够预见到瘟疫的发生还是能避免瘟疫的蔓延？古代由于战争的原因，医学相对发达的是治疗创伤，这就是同时代的“麻醉散”能够问世的原因吧。而最无奈的就是瘟疫，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染上它无例外的都会遭受灾祸。《三国志》注引《傅子》当中有一段话，曹操在给荀彧信中说：“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南方有瘟疫”，是曹操和郭嘉都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即便如此，郭嘉还是建议曹操先定荆州。并且郭嘉知道自己往南方一定不会活着回来，但只要曹操决定了打荆州，他是一定会跟着去的。也就是说，只要瘟疫不在赤壁战前发生，郭嘉就不会劝谏阻止曹操的军事行动。 有句话叫做多谋善断，郭嘉这个人，从他自身衡量，“断”长于“谋”。也就是说，当曹操犹豫不决之时，他的强项在于帮助曹操下决心。问题的关键正在这儿，一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曹操，这时候谁又能说服得了他？ 曹操征伐荆州还有一个怪现象，并没有召集“会议”，虽然其他大战也不会记载会议是怎样开的，但联系到一些人的说话记录，还是可以看出是有这样的讨论的。比如讨伐徐州的吕布，曹操因为连续攻城不克想撤兵，荀攸和郭嘉劝他急攻，终于擒获吕布、官渡战前荀彧说曹操与袁绍优劣的那番话、赤壁战后关羽攻樊城擒于禁，曹操一时动过迁都的念头，司马懿和蒋济劝他联络孙权的那些话，都可以证明大战前的“会议”。也许是征伐荆州已经没有了不同意见，刘表死刘琮投降又使战役过于顺利，总之在曹操这儿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了。相反，在刘备集团、孙权集团，甚至西川的刘璋集团，这样的会议多而且记载非常详细，尤其是孙权集团，不仅当时清楚，甚至在日后孙权还要时时提及。这是帝王处境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不是那个臣子所能决定的。 既然郭嘉不一定会提出不同意见，提出来曹操也不一定会听，那么，曹操说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两条，自我解嘲和推卸责任。自我解嘲，类似的话很多，像华容道说刘备，假如早放一把火，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活着了。被张绣袭击狼狈而逃，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侍卫典韦都因为他而死，曹操对下属说：“你们看吧，从今往后我不再有这样的失败了。”说袁绍若用田丰之计，他曹操能不能取胜，还说不定呐！这和战前的豪情万丈完全不一样。再就是变相推卸责任，那意思是说，我看不到的事情你们也不提醒我吗？如果郭嘉还在，他就会提醒我。这是一种变相的责备手下人，失败的责任人人有份。 曹操赤壁失败让他的军队几乎是“伤筋动骨”，但曹操集团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仍然是天下最强大的势力，为什么？这种责备毕竟不是将责任完全推卸给他人，也不是问责追责，这就是曹操在怎样使用人上的高明之处吧。但不管怎么说，曹操此话却总难掩饰帝王的那番虚荣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