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战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战争期间，志愿军所需的粮弹装备，几乎完全靠国内供应。侵朝美军倚仗其空军优势，一直把切断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作为其战略目标。因而运输线上反轰炸斗争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负。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最终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弗毕特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而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志后）的司令员洪学智，就是创造战争后勤奇迹的人。
    “只有打赢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
    1951年4月下旬，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后期的一天，洪学智正在楠亭里第二分部检查督促物资前运工作，忽然接到了彭德怀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前线后勤供应的情况。洪学智心想，让党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一下前线后勤的实际情况，以便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实在太有必要。
    到了北京，洪学智向周恩来详细地汇报了志愿军的后勤情况。
    抗美援朝战争直接面对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革命战争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过去，我军作战物资的补给基本上靠从战场上缴获或就地从民众中征集，正如那首歌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粮食被服全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供给，哪儿有老百姓，哪儿就有粮仓，有被服厂，有医院。但在朝鲜战场，情况则不同了。敌人高度机械化，行动迅速，根本不容你建立根据地。而且，敌人所到之处，一片焦土，在三八线附近，几百里的无粮区，连老百姓都没有吃的，还要志愿军从自带的口粮中挤出一部分去支援他们，哪还能“取之于民”？打了胜仗，敌人撤退时把带不走的辎重都销毁了，绝不留下来。这样，前线的供应就全靠国内运送。那时志愿军没有飞机，防空能力也很差。美军却倚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部的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志愿军后勤运输主要依靠汽车，而敌人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交通作为重要手段，使后勤运输陷入极度的困难之中。初入朝时，不到一星期，就炸毁志愿军的汽车180多辆；在第一至第三次战役中，消耗汽车1200余辆，平均每天30多辆。为了减少损失，只得夜间闭灯行驶，加之路况恶劣，运输效率低，翻车事故时有发生。第四、五次战役期间，是我志愿军后勤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时期，由于交通不畅，大量物资积压在鸭绿江沿岸，无法送上前线，粮食供应仅能满足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前线的将士们只能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作战，忍饥挨饿，人员损失也相当严重。
    听了洪学智的汇报，周恩来十分重视，说：“外国的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
    洪学智还说：“彭总还让我向你汇报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问题。”
    周恩来很感兴趣，说：“说说你们的想法。”
    “从朝鲜战争中彭总和我们都逐渐认识到了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五十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五十公里以后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而且也在后方打。现在，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了我们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我们只有打赢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诸多兵种联合作战，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多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刚刚从中国国内战争走出来的中国军队的将领，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现代战争的某些特点，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5月初，志愿军党委在全面总结战略反攻阶段后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5月3日，作出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这个文件是由洪学智负责起草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是对于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必须认识到在敌人掌握了制空权，我军车辆又不够，而百万大军包括大炮、坦克、工兵等等，一切物资都需从国内运来的情况下，后勤工作是极为困难复杂的，没有全军的协助，仅仅依靠后勤部门同志的努力，要完成此种艰巨任务那是不可能的。”《指示》强调：“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

《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上报军委后，很快获得批准。
    出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半年多，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主要由东北军区后勤部（简称东后）承担。随着战争发展，志愿军大量部队先后入朝，到1951年4月中旬，已达16个步兵军共48个师，7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4个坦克团，9个工兵团，3个铁道兵师和两个直属团，再加上其他机关部队，总兵力已达95万人，比刚出国时增加了3倍还多。特别是由于技术兵种增加，弹药、油料的消耗大幅度增加。显然，这样百万大军的后勤供应，再靠“东后”来代管，已力不从心。
    根据形势，中央军委很快批准“志司”的建议，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隶属“志司”，并要求志后司令员要由志愿军的一个副司令员兼任。
    1951年5月14日晚，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会议一开始，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决定。
    洪学智一听就预感到八成得由他来兼任。因为从入朝时起，后勤就是由他兼管的。果然，大家力荐洪当志后司令，彭总也十分赞同。但洪学智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兼，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一直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驾轻就熟，而对后勤工作比较生疏；二是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太难搞，担心搞不好，搞砸了。
    彭德怀与其他几位领导好说歹说，洪就是不松口。
    彭总见洪这么固执，火气也上来了，拍着桌子大声问：“你不干？行啊！你不用干了！”
    洪说：“那谁干呢？”
    彭总继续吼道：“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吧！”
    洪学智见彭总如此说，马上软了，说：“老总，你讲这个话，可是将我的军哪！”
    “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
    洪学智看实在推不掉了，于是就退了一步，说：“这个后勤司令我可以兼，但是得有个条件，允许我这个条件，就行。”
    彭总见洪同意了，语气也缓和了，问：“什么条件呀？”
    洪说：“条件很简单，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意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
    彭德怀听了，笑着说：“我当是什么呢，就这条件呀？行！赞成！同意你的意见！”
    5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命令：
    着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包括铁路、军事运输在内）；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直接受志司首长领导；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各部队（如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兵各部队、工程部队和医院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等，今后统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中央军委任命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张明远为副司令员，杜者蘅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漆远渥。
    中央军委的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后勤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职权和范围，标志着后勤由单一兵种向诸军种合成的重大转变，是志愿军后勤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建立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后勤工作继承国内解放战争后期的经验，由各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最初，组建起三个随军过江的后勤分部，每个分部组成一条供应线，设若干大（兵）站，配有仓库、汽车团、装卸团、公路工程队、担架队、警卫团及医院、救护队等。直到第三次战役，都是由这三个分部保障前线的供给。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增加了第四分部，是由第9兵团后勤部改编的，以后随着战线的扩大，又增加了几个分部。
    这种后勤体制不利于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甚至出现了互相依赖或重复供应等混乱现象。转入阵地作战以后，随着部队的陆续增加，后勤供应的任务大大加重，矛盾就更加突出了。彭德怀对这种状况很着急，洪学智更是寝食不安。
    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组织供应呢？洪学智跑了一些军、师、团后勤机关，还跑了一些前沿阵地，联系以往的经验，结合新的情况，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方案。

这种供应体制把整个战区后方地域划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个层次。从鸭绿江边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战役后方，构成志愿军后方地域。从军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为战术后方，构成部队后方地域。
    战役后方由志愿军后勤根据总的作战方针、作战方向、部队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条件以及后勤自身的力量，划分供应区，开设兵站线，对部队实施分区供应。
    战术后方取消兵团后勤，以军后勤为主体，仍按部队军、师、团系统实施建制供应。
    实践证明，这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适应朝鲜战区的地理、交通条件和作战要求，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洪学智向彭德怀汇报，彭认为这种改变很好。命令立即执行。
    志愿军后勤新的体制的建立和改善，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战争保障体制的成熟。
    “敌人有多少花招，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
    1951年8月，美军制定了交通线“绞杀战”计划，企图用3个月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窒息中朝的作战力量。18日，美国空军开始重点轰炸铁路桥梁。9月起，又把轰炸重点转向朝鲜北部铁路运输枢纽。9月至12月，敌军在这一地区几段仅735公里的线路上，投掷炸弹38万余枚，使该地区80%的时间不能通车。
    得知这一情况，彭德怀特意把洪学智找来，一见面就说：“洪大个子，敌人要把战争转到后方了，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你一定要打赢它！”
    洪学智深知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40年后，他回忆说：“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我是志司领导兼志后司令员，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是越困难，越要冷静处理。”
    当时，哪里最困难，哪里是关键，洪学智就跑到哪里，交通枢纽、渡口、敌机封锁地带，都常常出现他的身影；他还深入战士干部之中，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只要有一种新的对付敌人的办法，他马上会召集会议总结推广。
    由于敌人昼夜不停地轰炸，加上地势险要，桥梁短期难以修复，志后研究后，决定集中4个大站和1000多辆汽车，采取倒运办法。在西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100多车皮物资，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车皮物资。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著名的“倒三江”。这种倒运、漕运、接运办法是在洪水泛滥、敌机轰炸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运输形式，它达到了路断、桥断而运输不间断的目的。
    有些新修复的铁路桥承受不了火车头的重量，志愿军铁道兵就想出一个好办法，在桥的一边用火车头把装有物资的车皮推过江，再由等候在那边的火车头拉走，火车头不上桥。这样，一列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便可以平安通过随时可能被压垮的便桥，将物资运往前方。这种方法，在当时被称为“顶牛过江”。
    志愿军铁道兵还想出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办法：将桥的高度降到水面以下，成为敌机看不到的“水下桥”。有的桥在通车后立即拆除重要部件，夜晚再搭上，成为昼拆夜架的活动便桥。有的在正桥远处修造便桥和便线，即使敌机炸毁一处，另一处仍可以通车。
    为在有限通车时间内通过更多的列车，志愿军打破常规，采取“片面运输”（在一定时间内一个或几个区段的列车，向同一方向运行）、“续行行车”（一个区间内2个以上列车，保持一定间隔连续运行）、“合并运转”（将两个以上列车连续运行）等措施，从而提高了运输效率。
    在朝鲜战场上，困难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洪学智始终坚信，只要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办法总比困难多。
    几十年后，洪学智回忆道：要说难忘的事，整个抗美援朝战争都令人难忘。就说群众的智慧吧。敌人有多少花招，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比如敌机扔炸弹，把公路炸出许多大坑。开始工兵还用土填，后来想出了办法，找两块木板架在坑上，汽车就开过去了，后来用一块板就行。我们有一个排长，琢磨着学会了卸定时炸弹。敌人炸桥梁，我们就修水下桥，桥面在水面下，敌机发现不了。敌人夜间经常用照明弹侦察。我们发现敌机都是在照明弹发现目标后才飞过来轰炸，有个时间差，我们正好借光，利用敌人的照明弹给我们夜间行车照明，等敌机飞来时，我们的汽车就冲过了危险区。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很多。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数十万军民齐上阵
    洪学智的另一法宝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在第五次战役后期，前方打得很紧张，急需弹药和粮食，而交通瘫痪了，物资大部分运不到前面去。东线杨成武20兵团粮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彭德怀给洪学智打来电话，说：“洪学智，我告诉你，20兵团要断粮了，再困难也要保证东线部队有5天的粮食。”
    在这个最紧张的时期，洪学智一方面集思广益想了许多办法：找一些会水的人把粮食顶在头上，运过清川江；千方百计找了些木船、橡皮艇运粮；另一方面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
    由于下雨、过河，有些粮食打湿了，就组织群众烤、炕、晒，当时，志后用于翻晒粮食的就有30万人次，还发动朝鲜人民群众分户翻晒。
    那些天，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德怀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的有多少。
    经过大家一起努力，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一个困难克服了，又出现新的困难。
    美军疯狂轰炸与洪水泛滥使朝鲜北方大部分的铁路、公路被毁。当时，前方战事甚紧，急需粮弹。只靠后勤工兵部队的几个团修被破坏的铁路、公路，再有半年也无济于事。洪学智找担任第二副司令员的陈赓商量。
    洪学智说：“陈司令，修路工程量太大，修得太慢了！”
    陈赓问：“你有什么想法？”
    洪学智说：“得全军动手才行，除了一线部队，不管是机关也好，部队也好，勤杂人员也好，都要上。另外，朝鲜群众也得上，因为人民军也要补充呀，道路不通，大家都困难呀！”
    陈赓听了说：“这个办法不错，开会研究一下吧。”
    在志愿军的领导会议上，洪学智谈了自己的想法：“统一布置，合理分工。每个军、每个师、每个团明确包哪一段，限期完成；1个月之内无论如何也要全部通车。”
    有人觉得工程量太大，不好完成。
    陈赓严肃地说：“这同打仗一样，是战斗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夜以继日，全力以赴。”
    根据会议的决定，洪学智拿出一个方案，把哪段是什么兵团，哪段是什么军，哪段是朝鲜老百姓的，哪段是后勤机关的，哪段是工兵团的都分好了。
    然后，洪学智与陈赓一起向彭德怀报告。彭总看了方案很高兴，说：“我正为运输线发愁呢！这办法好！按这个方案下命令吧！”
    9月8日，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总针对这项工作说：“这是战斗任务，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要迅速恢复冲毁的公路，要普遍加宽公路，修几条标准公路，有战略价值。”
    会后，志愿军二线部队11个军、9个工兵团和志后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群众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抢修公路热潮。由于实行了分段包干负责的方法，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结果，只用了25天，就把道路全部修通了。这样，全军后勤运输供应就渡过了最关键、最危险的难关。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及其军队的配合下，战胜了美国空军对朝鲜北部铁路、公路的轰炸、封锁，保障了后勤补给，创造了惊人的奇迹，被誉为“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这一过程中，洪学智有着杰出的贡献。彭德怀曾经多次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应归功于后勤。”他还常常说：“要授勋，第一个勋章就要给洪大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