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冬，宋美龄和大姐宋霭龄陪着母亲倪桂珍，前往武汉看望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的宋庆龄和宋子文。她们是坐江轮于12月26日到达汉口码头的，正好赶上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天气十分寒冷，宋庆龄和宋子文冒雪亲自到码头迎接。亲人重逢，驱散了身上的寒意，一家人又在武汉团聚了，宋美龄和母亲以及大姐就在武汉住了下来，准备一起过年。
    随后的几个月，宋美龄在武汉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大动荡。
    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但此时的新生政权不再是软弱的清政府了，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那时候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政权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领导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党员，并把他们交给了吴佩孚的军阀政府。结果他们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拒不将“关税”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的旧军阀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打算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群众愤怒了，向前冲去，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软弱的清政府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外国人一丝一毫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不平等条约，废除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结果有3种不同的看法。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的武力威胁，而且蒋介石也有可能乘机发动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则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主张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她坚决认为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革命形势高涨的中国直接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国民政府，但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
    她的意见是：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收回英租界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
    她的看法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施。
    1927年3月初，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心想孙中山在世的话，也一定会感到莫大的自豪的。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迅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作为首都的武汉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立刻到武汉来，共同商讨推进北伐。
    在这样紧张的革命形势下，身在武汉的宋美龄当然也没有置身事外，只顾自己游山玩水。就是在上海那样的舒适生活当中，她也时时刻刻关心着政治，关注整个国家形势的发展。现在，她当然明显地感受到了国民党内二姐宋庆龄和哥哥宋子文所支持的左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她和蒋介石的通信一直没有中断，对他在政坛的迅速崛起也是看在眼里，十分关注的。

面对武汉方面的立场和要求，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介石亦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大家互相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迎头痛击。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当时的那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耀如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和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基本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但是，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了左派与右派的纷争，也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来形成的平衡和互助友爱的局面，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姐妹之间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违背孙中山留下的革命方针，背叛革命的行径，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而宋霭龄和丈夫孔祥熙则认为国民党左派所支持的工农革命继续发展下去，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而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维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和他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两姐妹的政治对立，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和时代因素，但同时也再一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
    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她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同时也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随着武汉政府形势的恶化，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纷纷叛变革命的时候，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当时左派的旗帜与中坚，民主进步人士的榜样，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霭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则越来越鲜明。宋霭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并在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时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霭龄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加之那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
    在孙中山逝世后，大姐宋霭龄和宋庆龄的这种政治立场分歧越来越明显。宋霭龄认为宋庆龄支持和密切联系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没有军事和经济基础，政治前景并不看好，为了保持宋氏家族在政坛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必要和蒋介石建立紧密关系。她这次来武汉就是想劝说弟弟子文和宋庆龄主动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宋家的将来着想。
    宋美龄的想法和大姐接近，但是她还是比较同情二姐的态度，愿意和她多多沟通，同时自己也想在武汉亲身感受一下国民党中央和左派阵营对革命形势的看法。她一直和蒋介石的一方以及宋庆龄他们同时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能够比大姐相对客观地看待整个形势，和在武汉的左派人士也有不少交流。因为大姐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本来就在北方和当地的军阀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对激进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本能地有抵触心理，对宋庆龄也早就有所不满，宋美龄则是在中间，她很希望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化解这种家族内的对立情绪。
    在武汉期间，宋美龄接触了许多国民党中央的知名人士，还几次会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她和鲍罗廷多次讨论了中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本质问题。鲍罗廷是个善于辩论的革命家，他和宋美龄交谈时，以丰富的欧洲史和美国史知识，旁征博引，痛斥美国开国历史的不实之处，以及欧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弊端，滔滔不绝地讲述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行动方针。宋美龄对他的丰富历史知识表示佩服，承认鲍罗廷是一位有魄力和感染力的演说家，是共产国际的杰出人物，但她又认为其主张和观点过于激进，有些革命措施过于冷酷无情，蔑视人性，违反了人之常情。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宋美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鲍罗廷所宣扬的无神论也让她感到难以接受，这也是她和宋庆龄的最大不同。

在武汉几个月亲身考察的经历加深了宋美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排斥心理，她认为这种政治理论不适宜中国的现实社会，而且也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她的政治理念开始倾向于右派，看到宋庆龄立场的坚定和固执，她已意识到家族面临着第二次分裂。后来在和大姐交谈时，她无可奈何地说宋庆龄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
    在武汉期间，蒋介石也一直和宋美龄保持着联系。3月中旬，大姐宋霭龄从武汉赶到九江和蒋介石面谈并达成了蒋宋合作的意向。随后，蒋介石即通过宋霭龄再次表达求婚之意，并邀请宋美龄到庐山牯岭游玩。宋美龄考虑到蒋介石身边还有陈洁如，再加上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见面并不合适，所以决定仍然待在武汉，再作打算。不久，宋霭龄急于实施她在和蒋介石九江达成的合作行动，开始动员宋母和宋美龄马上回到上海。
    1927年3月底，宋美龄告别二姐和哥哥，离开武汉东下回上海。当时的形势已是空前紧张，蒋介石已在磨刀霍霍，所以临行前她特意让两人多多保重，形势不好的话就赶紧回到上海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派出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并血洗宝山路。其后根据他的密令，由他控制的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在南京、广州等地对共产党员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当时中共的主要牺牲者包括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萧楚女、邓文辉等一批著名的革命家。
    据说当时宋庆龄也在密令谋杀的名单之中，只是后来蒋介石考虑到自己正准备与宋美龄结婚而被推迟下来了。
    1927年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没几天工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当时的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两政府对抗为标志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时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众望所归的领袖，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到前台表演。于是一部分人向左转，一部分人向右转。宋霭龄从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很自然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共同语言。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宋霭龄亦是善于观察形势，一心维护自身利益的性格特征。
    从另一方面来说，宋霭龄不惜抛弃血浓于水的姐妹之情，转而支持与宋氏家族素无渊源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这也是当时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从性格上看，宋霭龄并不是一个传统与保守型的人物。但是，从思想气质上看，她又是一个过分注重现实利益的人。当年宋霭龄考虑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然而也十分管用；这就是看谁更有实力、谁的政策更符合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她就支持谁。
    当时，宁汉对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一介武夫，政治上又被认为是个暴发户，声誉不佳，但是由于手握重兵而成为国民党内实力型人物。汪精卫虽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早年从政，熟悉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又因雄辩而能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是当时颇受世人景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与左派革命领袖。然而，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没有经济实力，而且他的革命立场也并不坚定，只是虚有其表，不能承受真正的压力。
    在当时的宋霭龄看来，蒋、汪的争斗孰优孰劣，孰胜孰败，其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宋霭龄决定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联手打击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宋霭龄当时做出这个抉择，虽多少带有赌博的味道，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从当时蒋汪斗争的手段和眼光来看，蒋介石制变机先，抢先一步把宋霭龄、孔祥熙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不但是蒋介石转败为胜重要的一步，而且也是导致宋氏家族大分裂的重要因素。当时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舆论宣传工具，揭露、指责与打击对方。
    但是，在当时那场宁汉冲突中，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蒋介石是“民贼”。这是蒋介石当年极为害怕和忧虑的。
    从当时宋庆龄在党内的地位来看，虽然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但是她在政治上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是同在武汉的公认的国民党元老人物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的同志，是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由此，蒋介石十分希望能把宋庆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但是宋庆龄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断然拒绝态度，又使他感到又恨又怕。暗杀虽曾也在计划之列，只是始终没敢动手。

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当时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很大的表现，不居于重要地位，但他是国民革命政府中著名的经济专家，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当时宋子文也是跟着姐姐宋庆龄，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面负责财政，不肯与蒋介石合作。
    虽然宋氏家族的两名重要成员都在与蒋介石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于危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宋氏家族的大姐宋霭龄。他和孔祥熙一直有密切往来，所以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对大局的许多想法，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早在3月份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并驻庐山牯岭的时候，就曾经秘密派人到汉口送信，邀请宋霭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相助。宋霭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
    但是宋霭龄并没有下船，而是差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并与蒋介石作了24小时的长谈。在那次谈话中，蒋介石请求宋霭龄能对他给予援助。
    正如蒋介石事先预料的那样，宋霭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富有心计、行事果断的女人。蒋介石深知宋霭龄最热衷的就是金钱和权势。为此，他把争取宋氏家族支持、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放在这个宋家的大姐身上，结果，宋霭龄并没有让蒋介石失望。
    一见面，蒋介石就诚恳地说：“孔夫人的许多见解，中正十分赞同。现在革命形势变化迅速，不知孔夫人有何新的看法？”
    宋霭龄也不客气，说：“现在的形势对总司令很严峻啊。”
    接着，她帮助蒋介石分析了他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武汉政府有共产党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国际上也有苏联政府的援助，蒋介石如不能得到有力的援助，则形势十分危险。接着，她提出让蒋介石积极争取上海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同时要得到英、美等国的承认和援助，才有能力对抗武汉方面。为了达到这两点，宋霭龄明确指出蒋介石需要宋家这样有着海外背景和上海本地影响的家族的帮助。如果能达成合作，她有把握把宋子文争取过来，也就是争取到蒋介石急需的财政支援。
    蒋介石听得连连点头称是，十分佩服宋霭龄的眼光和准确的形势分析。随后两人达成共识，蒋介石和宋家实现联合，宋子文和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新政府里将担任要职，帮助蒋介石在财政上获取上海和江浙金融资本家的支持，还有美、英等国的援助。
    宋霭龄早就知道蒋介石一直在追求小妹宋美龄，眼看会谈进行得差不多了，就主动问蒋介石：“小妹在武汉写的信总司令可收到？”蒋介石连说收到，还说自己正在准备写回信。
    宋霭龄不再绕圈子，表示如果能实现蒋宋联姻，就更能保证双方的紧密合作。她答应蒋介石帮他做红娘，去说服宋美龄，以及获得宋家其他人对婚事的支持。
    蒋介石喜出望外，连表赞同。
    蒋介石和宋霭龄的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随着蒋宋联姻的成功，宋霭龄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一直极高，他始终很尊敬这位宋家的实际掌门人，对孔祥熙也一直很重用。
    蒋宋在九江达成合作后，宋霭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颠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帮助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另一方面让孔祥熙也从广州赶到武汉，以便夫妻两人共同活动，来帮助蒋介石获得成功。宋霭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霭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宋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阀冯玉祥，来帮助蒋介石对抗武汉，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这使他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宋霭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
    蒋介石很同意宋霭龄的看法，南昌武汉之间的国民党党内斗争和国共两党的党际斗争的决胜战场，不在武汉，而在上海。谁能抓到上海的钱包，谁就有最后的胜利。
    如果能够娶宋美龄为妻，蒋介石自己就成为孙中山的姻亲，而握有国民政府财权的宋子文就成了他的大舅子。在当时，除争取一定的政治声望之外，能争取财援对蒋介石乃是当务之急。宋子文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钱箱子”。因其对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抗命，财神爷曾经扣压了他的军火与军饷。加之宋子文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能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为蒋买军火，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宋子文成了蒋介石必须争取到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争取到了宋子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希望宋子文出来主持财政，解决南京政府面临的筹饷和财政统一问题。这也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决策层的共同看法。当时和宋子文一直交好的国民党高官曾谈到：“以现在政府之状况说，北伐军事已在发展时期，首都新治，应从训政开始。惟军事政务皆赖于财政者最为重要，国府方面故以宋部长出而担任。宋部长前在广东办理财政，很有成绩，辅助军事进行极大。……现在训政开始，要实行民生主义，更要一方面发展军事，一方面统一财政。宋部长之经验学识最深，党内同志，希望其在此最短时期，于财政上有重大之发展，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的确，作为建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在大部分新收复地区急需整理财政、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正在规划新的战事，筹措军费乃至政费，实在是不可拖延的紧迫任务。此外，财政部是国民政府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财政部长的人选必须在国民党中央决策层内获得通过，为各主要派系所接受。显然，在当时国民党营垒中，从学识、经历、地位、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来看，宋子文确实是出任财政部长的最合适的人选了。
    同时宋子文在广东政府数年，名声也一直很好，按照李烈钧的说法：“宋部长向来光明磊落，很以国家人民为重的。”蒋介石不会不看到这一点的。
    但要争取宋子文没有宋霭龄的帮助就大为不易。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在没有宋子文帮助的情况下，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只好赶紧写信给宋霭龄求援，让她和宋美龄速回。
    不久，宋霭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有书生习气，对蒋介石靠军队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在国民政府任职多年，与武汉方面的许多人士毕竟有很深的交情，特别是与其二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
    另外宋霭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一直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现象亦表示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曾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私人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孔夫人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本质上还是知识分子的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不安，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生怕一出租界就会被抓。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霭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倪桂珍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放弃武汉政府，投入蒋介石怀抱，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就这样宋霭龄与蒋介石互相配合，同时实施软硬两手，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不敢外出，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坐困愁城，不知所措。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彷徨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作，并且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宋美龄当时已准备答应蒋介石的求婚，看到这个大哥终于和自己以及家族走到了一起，十分高兴，她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托宋子文带到武汉。
    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霭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虽然武汉政府内部汪精卫日渐动摇，准备背叛革命，但是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霭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同时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决不加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
    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霭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