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广西
    民国十年底，孙大元帅于广州成立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为参谋长，胡展堂为文官长，今“总统”蒋公当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准备北伐。十一月十五日，总理、胡先生等移节桂林，欲假道湖南出武汉，因赵恒惕倡联省自治反对革命军经过湖南，大本营遂移至韶关委李烈钧为第一军军长统率滇、黔、赣、桂等军，进攻江西兼取鄂东。许崇智之第二军率粤军出岳州攻武汉，此为当时革命之形势。
    当大本营移驻桂林时，陈炯明因怀异心，不敢与总理见面，避至南宁，赶走了陆荣廷与谭浩明之势力。大本营遂委马君武先生为广西省省长，马晓军先生之模范团改为田南警备司令部。当时，我已升为模范团第一营营长，黄绍竑为第二营营长，夏威为第三营营长。大本营既改道北伐，粤军悉调回广东。广西境内成为真空状态，省议会复推举陆荣廷为善后督办，谭浩明为边防督办。各地纷纷组织自治军维持治安。马君武先生原是一位没有实力之省长，此时他的职位岌岌可危。自治军中以百色附近之刘日福、陆云桂二人力量最大。我当时仍驻防禄丰，黄、夏之部队则分驻于滇、桂要道，故田南警备司令部之力量非常微弱，自治军时有来扰之虞。
    一日，自治军于拂晓之际，包围司令部，我因公也在司令部，众人虽事先有所警觉，惟缺乏经验，以致刘、陆等人缴了驻防百色之部队的枪械，而又包围司令部。马晓军司令被逮捕。我见形势危急，坠城墙而逃出，而召集夏威之一营与我驻扎禄丰之部队（黄绍竑之一营已全被自治军解决），由逻里旧州、坡脚渡红河至贵州之南龙求援于黔军刘莘园、陆荫楫等人。刘、陆是保定的同学，昔至广西打陆荣廷与我们相处甚欢，后来他们退回贵州时，部队多患恶性疟疾，我们又派兵护送。因为有此关系，所以我们才敢效法申包胥哭师秦廷。
    至南龙，刘、陆善待我们，卖烟土相助，又派兵巡守红河，以防自治军渡河追击。我们既得粮饷，又得刘、陆之支持，稍事休息之后，由坡脚渡河攻打西隆。当与自治军隔河相峙时，我于夜间查勤巡战线，行至一山坡上，高约十余丈，在坡脚之北。因对岸是敌机关枪阵地，当晚天雨而黑暗，当到山坡时随从燃手电筒引起对面敌之扫射，因将电筒熄灭，路滑而跌落于山坡之下，折断左腿胫骨，昏迷约十数分钟，醒来不能行动。我感觉部队不能因我受伤而停止攻击，乃将全军交由夏威指挥，不幸部队前进西隆，沿红河之某山顶受挫。我见情势非常不利，不得已第二天卧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进攻。事前我告谕官兵此次重回广西，乃胜败存亡之事，望大家戮力同心。我睡在担架上若攻击失败，我决与之同死不退。官兵甚受感动，一鼓作气，击败刘日福、陆云高等人之自治军，乘胜追至百色。
    马司令至此方被释放。我因亟须赴广州就医，遂将兵权交给马司令，马统率部队由陆路开往南宁。当时，马君武先生因缺乏支持，征得李宗仁将军（当时李是定桂军旅长）之同意，与我同船至南宁转往广州。行近桂平，李之营长俞作柏欲抢劫船中之枪械、财物，与守船之兵发生枪战，马君武先生之姨太太也中流弹而亡。抵桂平，马晓军司令之营长刁兆柱，见我与马君武同行，以为我与粤方相勾结，软禁我一晚，嗣后查知我是到广州医脚。他未加害而释放我。至广州，住院治疗，照X光相片，始知左腿胫骨折断，因时日过久，已长了假骨，无法再施手术。休养一年后，虽左脚稍短，一生的行动尚称方便。
    马晓军司令带领队伍由百色经南宁而至广东之钦州、廉州欲与广州革命军联系，因见行军艰苦，局势复杂，遂将部队交给黄绍竑。以后沈鸿英重回桂林，盘踞平乐、富贺、梧州一带，矿产与物资丰富之地区。沈之秘书黄毅庵是黄季宽之堂兄。黄因此关系被沈委为旅长，驻防梧州。沈之部队长冯葆初亦以一旅人驻于梧州。梧州是广西商业、军事之要点，所以沈以二旅人驻扎该地。粤军第一师李济琛之部队则驻于梧州下流，广东之封川、德庆、肇庆等地。
    黄绍竑于梧州因接近广州革命政府，暗中派陈雄（字杰夫，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为代表驻在广州。黄因其部队原是归我指挥，所以常令陈雄与我商讨广西将来发展之途径。我们衡量国内之形势，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合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之广州革命政府。
    既经决定，我以全权代表往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谒见孙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于革命之重要性。孙公也深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然。他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我为参谋长。辞别时，孙公以诚挚之态度对我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我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之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仰而已。”

我持孙公之委任状潜回梧州，将经过告知黄绍竑。革命方向既定，第一步须解决冯葆初之部队。冯之力量甚大，装备优越，我们不敢贸然行事。先与粤军李济琛接洽，李亦接奉广州革命政府之支援指示，答应事发后必派军相助。李部因近梧州，朝发夕至，我们得此外援，声势益壮。
    某晚，黄绍竑于梧州河面宴请冯，冯不知有诈，欣然赴约。酒过三巡，黄突拔出手枪对冯，因事起仓促，冯只得俯首被捕。冯部因黄事前派兵分别监视，毫无反抗，一一缴出枪械。此次，我们获得枪支二千余。沈鸿英驻于八步之部队，闻变本想开来梧州，因被粤军牵制不敢移动。冯部被解决后，我们就一面通电广西讨贼军职，一面电请粤军支援。李济琛派徐景唐旅之邓演达步兵团进驻梧州，盘踞蒙江口之平南县之陆云高亦相继被我们解决。
    正当我们向广西内地推进之际，驻于广州之广西军独立师师长陈天泰，以援助我们统一广西为名，循西江回师广西。所部有四五千人，其人虽能征惯战，但不学无术。我们虽知其归来必定鱼肉地方，然而其部队庞大，非我们之力量所能抵拒。故外表极示欢迎，内部则积极准备，陈不知我们计划，派其参谋长李澜柱至梧州商洽。我欢宴他于梧州河面之花艇，请梧州与李相识之亲友作陪，他们并打麻将以延宕时间。我吃到一半故意说因另一处有应酬，暂时离席，其实我离席后就乘坐汽艇上戎圩，转乘车赴都城方面指挥部队对陈作战矣。
    我们当时之部署：主力由黄绍竑统领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右路，我担任左路。另请肇庆之粤军拊击陈之侧背，希望以钳形之势攻其前，粤军蹑其后，一举而歼灭之。我沿西江而下，左路俞作柏迂回敌后。中路夏威部先与陈部接触，为陈部所败，战线仅赖黄绍竑之一营兵力维持，战况危急万分。俞作柏因迂回路程过远，不及赶到，适我率领征讨陆云高时所收编之蔡少平、黄超武部兼程而至，敌我两军因相距甚近，前线官兵已肉搏冲锋，陈天泰手持自来手枪督战，与我相距不及百步，他面上大麻子均看得清楚。我在蔡少平阵地与蔡同站在一处，我两人均向陈开枪并督师前进，战况激烈，战至最后五分钟，陈部始溃。我们乘胜逐北，与左路军相会，围攻陈部，陈天泰被俘，缴得其枪支数千。此役因历时只一日即将陈部缴械，粤军未能参战。陈被俘后与我见面时，我多方安慰他，并送他衣服及旅费，放他由都城乘船回香港转广州。
    陈天泰因我之主张纵囚而释放他到香港。不久即返回广州，向大元帅府控告我们，大元帅府拒绝受理。后来黄绍竑至广州，住于东亚酒店，陈众其旧部，包围东亚酒店，黄越楼顶而逃，幸得脱险。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纵囚之是非真难论断矣。战胜陈天泰，我们之力量大为增强，统一广西之责任也更为加重。丹竹之卢某，江口之陈先觉，彭化之张春如先后被收编或缴械，其中以解决张春如最为艰苦，因为彭化地形险要，张之碉堡阵地建筑坚固，步兵进不去，子弹又打不穿。后经我使用山炮，张之阵地始被攻破。至此所余之大敌一为陆荣廷，一为沈鸿英。
    我们之力量因不足与陆、沈抗衡。欲联合驻于浔州（桂平）之李宗仁旅长。李原是粤军林虎之营长，后林虎回粤，所部由李编为一旅。黄绍竑派我为代表前往劝说参加讨贼军，愿拥他为首领，起初李不愿意。我与李之参谋长黄旭初商议，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其功岂仅在于广西。黄也以为然，经其委婉劝说，李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李是陆荣廷之部属，我只身前往劝之反陆，于今想来，颇似入虎穴取虎子。
    李考虑多时终与我们合作，但用定桂军名义，我即与之商讨，应先打陆荣廷还是先打沈鸿英。他主张先攻沈，因为沈之部属残暴，罪恶显著；陆有善名，舍恶攻善，不易号召民心。我主张先攻陆，因为第一陆当时驻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第二陆与湖南相通，湖南又得吴佩孚援助，应与其支援未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三攻打沈鸿英，胜之，陆之势力犹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之，则更不能打陆矣。当时我们之处境如楚汉相争时之韩信，联陆则沈败，联沈则陆败，所以我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讨论三日毫无结果，我以为兵贵在速，对黄旭初说：“无论李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见无法推却，遂与我们合作，定名为定桂讨贼军共袭南宁。当时陆荣廷与沈鸿英相持于桂林城，南宁城防空虚，不攻而克。陆既被围于桂林，又失南宁之根据地，情势恶劣万分，幸得湘军叶琪、廖磊之援助，始能突围逃入湖南。
    我们占领南宁后，于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我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此种安排事先已得李、黄之同意，而李表示我若不做参谋长，他不做总指挥。故宴席间推举，只是一形式而已。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所承认。

人事安排既定，俞作柏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之部队，取而代之。黄对我说，我大以为荒谬。我对黄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哄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哄，我不欲见失败之日，原先卸职他去。”幸黄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不然广西统一之事业，将毁于俞之手中。
    联军成立后，我与李宗仁将军率兵进攻柳州、庆远一带之陆荣廷部韩彩凤、韩彩龙兄弟。韩彩凤素有赵子龙之称，其主要防地于柳城县之上雷镇，韩彩龙则在庆远（宜山）。沈原有一师兵力驻与柳州，师长杨祖德闻联军到达，令所部由柳州撤至雒容，其意无非想保持观望态度。我们洞悉其意，由李监视杨，而我进攻韩部。我与韩彩凤之部队于柳州城上雷镇相遇，韩见我只有二十八岁，夸言童子军不堪一击（因为我的部队都是戴童子军帽），态度甚为骄傲轻敌，殊不知交战后，我军战力雄厚，激战多日，未分胜负。我见韩部剽悍，难以武力取胜，乃改用智取。一日，我诈与驻在雒容之杨祖德通电话，望其某日某时与联军配合进攻韩部，将电报线作长途电话线，故意让韩部接获此项电话。韩因而分上雷之兵力监视杨部。韩前线力量既减，我指挥部队猛然攻击，韩部溃败。我军克服前水镇时获得韩字之大帅旗一面。我乘胜进攻庆远韩彩龙部，未经激战，韩部即败，韩彩龙因足疾行动不便，吞鸦片自杀。得其灰白色骏马一匹，枪二千余支，其残部向桂林逃窜。特准韩彩龙部下护送韩之灵柩回乡里安葬。
    沈鸿英见联军势如破竹，知迟早自己必为攻击之目标，派其总指挥邓瑞澄之侄邓右文师长，以开会会攻陆荣廷残部为名，到浔州（桂平）开会，侦探我们之虚实。邓部驻扎于鹿寨、榴江，他沿柳江而下，见我们之力量分布于梧州、庆远一带，武宣并无甚力量。我根据谍报人员之报告，洞悉邓此行之任务，待其归去后，料其必建议沈鸿英进袭武宣。因为武宣是桂平之门户，而桂平则是邕梧交通之要道。故为敌我必争之地。黄绍竑将军调其驻防梧州之部队由吕焕炎率统由江口出发，经盖岭至武宜；我则率领钟祖培部乘一营火轮拖船，经一昼夜而赶至武宣。
    我抵武宣之第二天，邓右文即率兵蜂拥而至。我只有一营兵力，不敢作野战，闭城拒敌，待援反攻。敌方炮火很猛烈，我所居之文庙，亦被击中。白日我尚可恃武宣坚固之城墙抵御敌人。晚间敌人则有越墙进攻之虞。每晚我发动团练、县民，携带各种油类、棉纺织物等至城头，装成许多油灯用竹竿伸出城外，照耀四方。敌人见无隙可乘，故不敢爬城。日间若敌人迫近城池，我方出战逆袭，迫敌退却。总之，我之战术使敌人不得靠近城边。如此维持二昼夜，待吕焕炎部队赶到，城内外夹攻，邓瑞澄不支而败遁走黄冕、榴江、鹿寨。此时黄绍竑将军又发动徐景唐、夏威之部向八步、贺县、平乐沈鸿英之老巢进攻。
    为了配合黄之攻势，我指挥驻于柳州之部队，进攻桂林。由柳州通往桂林之道路，以蓝马至里定一途为险要，我料沈必驻有重兵，故而选择由永福通往良丰之小路，沈军果然不知。至良丰时，沈之部队犹在众赌，待沈部发现，我已绕过良丰，沈部才仓皇撤退。我军行抵桂林城外之将军桥，我亲自侦察阵地，布置炮兵阵地。沈部与我阵地之前方，也布置了机关枪阵地，双方遂发生激战。我方陈一足被敌人之机关枪射中腿骨。我军得炮兵之掩护，渐迫近桂林城。我集中兵力攻打南门、西门。故意放松北门，不久沈鸿英部即由北门向湖南之永州（零陵）、武冈撤退，我遂占领桂林城。时民国十四年，我与先室马佩璋女士结婚即在此一时期。婚后不久，柳州因唐继虞围攻告急，我派侯仁松留守桂林，自己统率部队驰援柳州。唐继虞何故围攻柳州，实有补叙之必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唐继尧突然就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务，派龙云率三个军出广西下广东，乃弟唐继虞率三个军经贵州、湘西至武汉。当其未出兵之前，我们特派上校参谋孙华佛赴昆明，向唐报告广西人民历经战事，生活艰苦，请其部队勿经广西。唐称此行乃国家之事，兵行在即，不能改变，并委黄绍竑、李宗仁均为旅长，致送烟土一百担作为军饷。据孙回来报告，昆明武华山唐之副元帅府，华丽无比，厅中铺挂悉为黄色绫缎，俨如王宫，其侍卫皆官拜少将，一切全凭唐之喜好，无制度可言。我们分析孙之报告，知唐逞其野心势必出兵，决定于滇桂边界抵抗唐部。
    当时，沈鸿英、韩彩凤之残部分别于湘桂、黔桂边界窥伺。我们自知力量不足抵抗唐部，乃利用唐杀范石生父亲之仇，派人至广州，与范联络，并允助范回滇为条件。此项建议，范与广州革命政府皆表同意。范部尚未开至广西，而龙云已下南宁，李德邻将军退至宾阳昆仑关。会范部来，李与之会合回攻南宁，龙云善与防守，相持很久。龙向唐继尧请援，唐因部队出广西与出湘西，云南已无可动用之兵，遂令唐继虞由湘西回师助龙。唐继虞由三江、柳城进迫柳州，以图分散我们围攻南宁之兵力。唐之三个军中，以吴学显一军比较杂乱，其余王洁修、张汝骥二军都是惯战之师。黄绍竑除积极于防御工作，驰电要我派兵援助。当时之情况，范部不能援柳，非先击溃唐继虞之师，不能解南宁之围。此即我增援柳州之经过。

我离桂林不久，沈鸿英之子沈荣光率其父之残部又袭击桂林，侯仁松因大意失守，沈部入城，掳掠无所不为，我家中及先岳父家中皆遭其残害。白氏亲戚多以为未受我之利，反而因我而受害。先室马佩璋女士为躲避沈部之残暴行为，藏于桂林德国医院中。我于途中虽闻桂林失守，因柳州危急，也无法回师营救。
    柳州战事激烈，李石愚守城身亡。我率部赶至柳州城外，稍事休息，即赴附近高山观察阵地，见敌人主要交通为沙布之浮桥，欲断绝敌人之补给，必先毁其浮桥。我下令炮兵队向浮桥开炮。炮兵连长罗传英报告我，部队中只剩五发炮弹。幸第二炮即命中浮桥，城中守兵闻援兵到达，与我内外夹攻，唐继虞之三个军溃不成军，复因浮桥被毁，无路可逃，被俘虏者不少，我以五六千人之众与唐之三个军相战，未及半日即将之解决。柳州之围既解，黄绍竑重新将所属之部队归我指挥，我入城之后，吕焕炎告诉我，我到达之前一日，城中因情势紧急，有卜问战事者，得卜辞二句：
    劝君不用忧强虏，白马将军一箭摧。
    众人视之不解其意。翌日见我骑白马至，皆欢喜无比。深信唐军必败。我闻之一笑，以为这是迷信，然而可奇者：我平日所坐之黄色马，因在全州八石山追击沈鸿英时，不幸折断前足，所以我到柳州时，改乘俘虏韩彩龙所骑之白马，而卜辞中即有“白马将军”之语。
    唐继虞既败，我挑选俘虏中百余人，由一官长带领，拿着我的名片由柳州至南宁见龙云，名片上大意写着：“南宁鏖战多日，损失必多，待送上云南子弟以作补充。”意图打击龙部之士气。另外我暗中通知李德邻将军，盼其断龙之归路，消歼龙部，以便范石生顺利回云南。李判断龙必经扶南、同正、左县、靖西而入云南，特派纵队长俞作柏防守此一路线。俞为人自私、好利，知龙部入广西时携带许多烟土存于龙州，于是乘龙部回滇之际往龙州抢烟土，而放弃堵截任务，若俞遵守计划，配合范石生之追击，龙部罕有生还之希望。待范追至滇桂边界，唐继尧之援兵也及时赶到，龙云、胡若愚与唐会师，合击范石生，范军大败。广西得范部支援而击退唐之滇军，唯以未能助范回云南为憾事。至此，广西虽解除邻省之患，内部尚有韩彩凤、邓右文之残部盘踞于思恩、宜北一带。
    伍廷■奉命率领梁朝玑、苏祖馨（福馥）、徐启明进剿韩彩凤、邓右文残部。伍因宜北、思恩地僻路远，驻于宜山，仅派苏、徐等人前往，韩、邓见伍不进，袭击宜北。宜北虽被攻下，而邓右文亦被苏祖馨所击毙。邓系保定军校第一期之学生，与徐启明是同学又是小同乡。据说邓与徐换过帖，与李德邻将军也换过帖。因此种关系，邓尸得徐运回家乡榴江安葬。邓部解决后，徐启明向三江追击韩彩凤，韩退入湖南。
    柳州之唐部解决，我回兵桂林打沈荣光。未经接触，沈部何次三、何品三即退至两江、义宁；沈退至百寿（古化）占领金竹坳、三大炮等险要地区。我率领徐启明、郭凤岗、夏威之部队，渡两江河攻击。我见沿途遍地竹林，敌人行止难以捉摸。遂决定用声东击西诱兵之计。我令徐、夏部队暗中在两江部署，我扬言回师桂林。其实我急行军进攻义宁。沈荣光听闻我回桂林，复入两江抢掠。徐、夏待沈部一入两江即将之包围，我也兼程赶回两江，合力消灭沈部。
    陆荣廷、沈鸿英之残部完全消灭后，广西之军政时期方告结束，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德邻将军为督办，我仍当参谋长，黄绍竑将军为行政长，负责全省行政，此民国十四年之事。此后，主要工作为整编队伍，一共成立九旅，分别由夏威、胡宗铎、黄旭初、俞作柏、钟祖培、伍廷■、吕焕炎、刘日福等负责，每一旅辖两个团。
    广西虽告统一，但是广东方面因申葆藩占领钦、廉，邓本殷盘踞琼崖，仍是分割之局面。广西之统一，得粤军第一师李济琛之助不少，自然有协助粤军统一广东之义务。我们派胡宗铎攻打申保藩助李济琛统一广东南路，李亲自指挥两广部队在琼崖登陆，广东始告统一。
    （以上第四次访问）
    二、两广统一
    广西协助广东统一南路后，两省各自统一之工作始告完成。然而两省归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则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民国十五年一月廿六日国府派汪兆铭、谭延闿二氏至广西劳军，在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李、黄派我（我当时是参谋长）至广州商谈，期望得一结果。我于二月十九日致电李、黄报告在粤进行之情形，电云：“吾省军政前途，今后纳入革命轨道，前电均已略陈，是为钧座所明悉。如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上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成一片，直受中央之支配不可。政治关系省内，一如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士兵生活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其结果必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形，将来必为革命之障碍，而国家之命运亦必因此而受坎坷。

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由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策，由中央统一筹划，互相调剂。则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固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给济方面，亦以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只在粤省，非统一全国机关，对于将来革命之发展，诸多妨碍，以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长官，以图节省电报来往之时间起见，由汪先生提议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再及其他。各件议决案，由禧携回南宁，请两公认可后，复请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执行。十八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速电示为禧。“李、黄两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三月廿四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由会拟具两广统一方案。三月廿五日将案提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主要内容有三项：（1）广西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项决议案，立即付之实行，首先实行第二项。三月二十四日，国府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我为参谋长。四月一日将广西原有之第一、二军及各纵队撤销，改纵队为旅。第七军编为九个旅，第一旅至第九旅之旅长为：俞作柏、刘日福、黄旭初、伍廷■、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以及我。各旅辖两个团。此外有两个独立团，一个入伍生团，炮、工兵各一营，及入伍生一队。
    其次实施第一项，关于处理政务之事。六月一日，改组省政府，黄绍竑为省主席。
    第三项关于统一两广之财政，其中以军饷最重要。实施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广西于清季为协饷省份，靠湘粤支助；民国成立，中央取消协饷，广西自食其力，因地瘠民贫，财源有限，若军饷照粤省之标准，本身无法筹划，势必依赖粤省补助，而当时之财政部亦困难重重，无暇兼顾广西，因而第三项未能彻底实行。所幸广西军队惯于刻苦耐劳，不在乎军饷是否与粤军一致。
    我以全权代表在广州时，国民政府因感于未有帮助广西统一之工作，不便以命令加诸广西令之与广东合作。我为革命前途着想，希望广西加入革命行列后，能唤起他省觉悟，故自动提议两广统一。此项提议不独粤方之同志深表赞同，幸为李、黄二人所接受。两广统一于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统一为基础。
    两广统一后，广州革命政府准备北伐。组织军事委员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当时汪精卫任国府主席，蒋公是委员长。蒋公要找一位参谋长，我以参谋部次长职正好住在广州（李济琛是参谋总长）。承蒋公之邀，要我担任参谋长。我以责任重大不敢接受，蒋公态度诚恳，很难辞谢，我请他与李德邻商谈。李因广西部队须人指挥，不愿我离开，蒋公说只借用数月，待攻下武汉必定归还。我事后揣测蒋公一定要我任参谋长之因不外有二：第一，我是保定毕业之学生，而当时各省带兵之将领多半出身于保定；第二，统一广西时，我有丰富之作战经验。后来攻下武昌，因东路军第一军之第一师王柏龄、第二师刘峙在浙江境内失败，而何敬之将军于福建与周荫人相峙不能及时援助。蒋公征求我的同意，调我至东路军。从此我参与西征东征之役，从未回过第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