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2009年第3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曾四度与他进行会晤。这四次会晤成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分歧、从分歧到争吵、从争吵到决裂的标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作为中苏两国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他们年龄相仿，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交往给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后，赫鲁晓夫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在苏联高层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于1953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深知，若要确立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就必须获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5周年国庆庆典之前，赫鲁晓夫应毛泽东之邀参加庆典，并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来中国。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党政代表团飞抵北京。这是苏联自成立以来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来华的最高规格的代表团。中国党和政府对赫鲁晓夫此次率团来访极为重视，主要领导人都前往机场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10月1日，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并一起出席了国庆庆典、国庆宴会、天安门城楼观礼和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等一系列活动，中方始终把赫鲁晓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
    10月3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苏方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毛泽东首先说：“今天我们可以谈谈，交流一下意见。一般地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或意见都是随时提出，随时解决，没有积累下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有这个极好的机会，再交换点意见。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有利。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赫鲁晓夫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但也表示了细微的差异，他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样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毛泽东说：“自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如果我们能有2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随后，双方就各自国内的建设情况、中心工作，成绩和缺点交换了看法。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为了显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毛泽东的要求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对于核武器这样的尖端技术他不能给中国，又不好拒绝。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搪塞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又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没有回应赫鲁晓夫，其他中国领导人也不说话。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又建议中国领导人把人民生活保障放在首位，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国领导人别考虑发展核武器。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应多加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是很好么？”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赫鲁晓夫连声叫好。
    接着，中苏领导人又进行了3次会谈，就若干问题达成协议。10月12日，双方会谈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苏方代表米高扬签署了《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出席了签字仪式。会谈公报把中苏会谈的成果公诸于世：双方签订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等文件。此外，苏联还赠送中国拖拉机198台，汽车40辆，摩托车24辆，机动犁100辆，播种机120架，耕耘和粗耕机100架，耙1600个，净谷机16架，割草机16架，无线电台16个，拥有100个号码的电话总机1个，各种修理机床14台，电焊设备两套，流动电影放映设备1部，并派若干专家前来协助工作。
    10月1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北京，前往东北参观了大连、鞍山、长春和哈尔滨。10月16日，乘专车从哈尔滨回国。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一次会晤所取成的成果，体现了中苏两国在对外战略上密切协调、步调一致。苏联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大力援助中国，并废除了斯大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有损中国主权和权益的协定与条款，赢得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好感，使中苏两国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和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当中乃至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但是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稳定的考虑出发，仍然给予赫鲁晓夫支持，协助赫鲁晓夫平息了秘密报告在东欧引起的风波，同时还对赫鲁晓夫发动的针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党内斗争予以支持。在中国的有力支持下，赫鲁晓夫渡过了难关，但地位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巩固。因此，他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1957年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并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回应。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率领高规格的代表团赴会，表示中国“以苏联为首”的态度。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康生、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等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欢迎仪式一切从简的意愿，以简朴的仪式和高规格的礼仪欢迎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苏联的邀请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盛赞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议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十月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是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有力支持。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根据赫鲁晓夫的亲自安排，住进了克里姆林宫中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都住在列宁山等处，可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尊重与需要。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晚上，就和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负责人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看法。会谈一开始就讨论会议文件问题。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苏共中央将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在提反党集团的时候不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毛泽东听完后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同时建议推迟召开会议，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以代替之前解散的情报局。向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毛泽东认为各国情况不一，各国党应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因此，他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建议以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做会议召集人。赫鲁晓夫只好表示同意。他还请求毛泽东出面同波兰领导人会谈，帮助缓解紧张的苏波关系，毛泽东表示同意。
    11月6日，毛泽东出席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则由毛泽东第一个讲话。毛泽东一出现，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即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再次热烈地赞扬了伟大的十月革命，高度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后指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最后，毛泽东把讲话的落脚点放在团结问题上，他说：“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毛泽东的讲话在与会者引起强烈反响，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在纪念大会后，毛泽东频繁地会见了波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并做了一些说服工作，努力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随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召开创造了条件。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苏联、中国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南斯拉夫代表团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他接着说：“以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针对各国党内因斯大林时期苏共大党主义的做法引起的抵触情绪，毛泽东又做了说服工作。他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11月16日，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共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盛会。
    在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集中论述了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人类历史继十月革命之后的又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他列举了二战以来发生的10件大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3件大事都有苏联有关。在谈到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时，毛泽东风趣地说：“苏联卫星上天，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接着又认真地问赫鲁晓夫，“你们再加把力量，能不能用10年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想了想立即回答说：“我们努把力还是可能的。”毛泽东接过话头说：“我们都选择一个目标，你10年赶上美国，我们15年赶上英国！”之后毛泽东又幽默地表示了中国党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赫鲁晓夫听了之后更是激动不已。
    毛泽东在第二次访苏期间的活动和讲话中多次强调要“以苏为首”，帮助“多灾多难”的赫鲁晓夫渡过难关，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

“只要苏联坚持搞海军‘合作社’，中国就不干。 你们坚持一万年，我们就一万年不干”
    在中国党和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对华政策中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却逐渐膨胀起来。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资7000万，中国出资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苏联出大部分经费意味着电台建成后所有权将归苏联所有，这等于是要中国同意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设施。4月24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仅仅是长波电台的问题，也许毛泽东还不至于大光其火，但紧接着苏方又提出了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而提出的，但对主权问题极其珍视和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斯大林那一套东西又来了，于是他大发雷霆，坚决抵制。
    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函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当时苏联海军正在设想借用中国的海岸线，使苏联核潜艇能够有效地靠近美国。收到周恩来这封信后，赫鲁晓夫想出了一个既不用向中国转让核潜艇制造技术又能满足中苏两国军方愿望的合作方案，命令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立即向中共中央转告他的方案。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奉命向毛泽东通报会议的情况。当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苏方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了会谈。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尤金刚说完，毛泽东立即抓住共同舰队的问题追问尤金：“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解释说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尤金立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在天亮时发出。第二天中午，余怒未消的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重申了不搞共同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苏联同志胜利了40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8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发泄他郁积于胸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最后说：“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做顾问。为什么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政治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都不行。”
    尤金回到使馆后立即向赫鲁晓夫发去长篇密码电报。赫鲁晓夫在接到电报后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当即取消了访问美国的计划，秘密到北京向毛泽东做解释工作。7月31日，赫鲁晓夫的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毛泽东亲自带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机场迎接赫鲁晓夫，但没搞任何欢迎仪式，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只是同赫鲁晓夫握手致意，简短的寒暄之后便乘车到迎宾馆。在稍事休息后，赫鲁晓夫就赶往中南海和毛泽东举行会谈。
    宾主坐定之后，毛泽东便开门见山地问赫鲁晓夫：“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赫鲁晓夫便絮絮叨叨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关于长波电台，赫鲁晓夫说这是苏联国防部的意见，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至于共同舰队，赫鲁晓夫一口咬定是尤金传达错了，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正当赫鲁晓夫漫无边际地说目前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指挥联络时，毛泽东突然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毫不客气地质问赫鲁晓夫：“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很不自然地回答：“你这样子我很不理解，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毛泽东再次质问：“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极力地争辩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紧接着赫鲁晓夫又转守为攻，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毛泽东坚持认为苏联的建议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说：“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吗？搞了一个旅大，搞了两块半殖民地——东北和新疆。只要苏联坚持搞海军‘合作社’，中国就不干。你们坚持一万年，我们就一万年不干。”赫鲁晓夫再次辩称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毛泽东说：“永远不提了，那好，记下来！”
    但赫鲁晓夫仍不罢休，仍希望能在中国建设一个苏联海军基地。于是他向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赫鲁晓夫不满地说：“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达成协议！”赫鲁晓夫进一步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摩尔曼斯克位于苏联与芬兰交界的北冰洋海域，当时中国海军根本没有使用这一基地的能力，赫鲁晓夫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啻于是对中国的羞辱。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看到建立共同舰队毫无希望，赫鲁晓夫就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
    此后，双方又在8月1日、2日、3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旁、颐年堂和勤政殿举行了几次会谈，会谈中避开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两个让双方不快的问题，主要讨论了国际形势、原子武器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要发表会谈消息和公报，赫鲁晓夫认为他此次是秘密访问，不宜对外发表消息和公报，但在毛泽东的劝说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
    8月3日，赫鲁晓夫公开离京回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却没有同车前往机场，送行时也没有欢送仪式，毛泽东也没有和赫鲁晓夫拥抱。同日中方发表的会谈公报虽然只强调了中苏双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提到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歧异与争论，但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阴霾尚未散尽，之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又给中苏关系投下了严重的阴影，也注定了赫鲁晓夫此次中国之行的结局。
    在1958年8月3日赫鲁晓夫离开中国20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立即调动其第七舰队和第六舰队一部分舰艇陈兵台湾海峡，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在得到中国政府声明若与美国发生战争不拖苏联下水的承诺之后，赫鲁晓夫才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明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但他对中国政府的举动大为不满。1959年6月间，赫鲁晓夫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件，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资料和原子弹样品，这严重地刺激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1959年7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刚从东欧7国访问归来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到“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恰巧当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公开演讲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得不偿失，毛泽东立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赫鲁晓夫和彭德怀是“里应外合”，立即把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并开始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国际上反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他甚至还打算公开刊登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演讲，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众。但随后赫鲁晓夫却抢先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1959年8月25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击退了入侵的印军。赫鲁晓夫为了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他即将出访的美国表明苏联坚定奉行所谓的“三和”路线，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抛到脑后，并置中方的异议于不顾，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笼统地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偏袒印度，指责中国，将中苏分歧暴露给全世界。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在他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后，赫鲁晓夫以及苏联报刊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并极力要求其他兄弟国家按照苏联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来处理对美关系。
    9月30日，刚刚和美国总统举行了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兴冲冲地来到北京，名义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实际上是准备向中国领导人兜售“戴维营精神”，并试图劝告毛泽东按照他的外交理念行事。双方的冲突势所难免。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晚宴上讲话，在赞扬了中国建国10年来取得的成就之后，影射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毛泽东听后当即就表示了反感，拒绝在国庆宴会上讲话，而赫鲁晓夫似乎毫不在意毛泽东的反应。
    10月2日，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王稼祥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在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针锋相对，发生激烈的争吵。
    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就信誓旦旦地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一定能让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5名美国人。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按美国的说法，要求中国释放“被押的5名战俘”。周恩来立即指出，美国战俘中国早就释放了，现在在押的5个美国人中3名是犯法的美国侨民，两名是美国间谍，他们都不属于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战俘之列。赫鲁晓夫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还是坚持应释放这5名美犯，并说：“你们扣美国飞机间谍干什么，要是我们早就放了，有必要与美国搞得那么紧张吗？”毛泽东说：“放是可以的，但现在就是不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
    赫鲁晓夫见中方态度坚决，便表示他不是代表美国求情的，放不放是中国的事，并挖苦地说，如果中国有饭给他们吃，养着他们好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5名美国人无望后，赫鲁晓夫便开始抱怨中国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上不该和尼赫鲁打仗，说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并强调“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毛泽东和其他在场的中国领导人反复向他说明事件的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12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责备中国。毛泽东立即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12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陈毅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都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陈毅马上说：“你们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赫鲁晓夫作了一个不值得的表情，说：“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
    或许是觉得理亏，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西藏问题上，并用带有教训口吻的证据说：“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睡大觉了，你们为什么把达赖放跑了呢？”毛泽东接过话头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周恩来立即反驳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话锋一转，说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教训了他。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指出当时是赫鲁晓夫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当年陪同周恩来出访的翻译李越然也当场证明，使得赫鲁晓夫非常难堪。他只能再次转移话题，抱怨中国炮打金门、马祖没有和苏联商量，给苏联造成了“困难”，他说：“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进而又责怪中国没有拿下金门、马祖，打了一个有始无终的仗。听到这里，陈毅再次顶撞了赫鲁晓夫：“炮击金门、马祖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赫鲁晓夫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咆哮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陈毅立即回答说：“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在会谈中一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所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一次争吵，最终双方不欢而散，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赫鲁晓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10月3日，毛泽东再次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赫鲁晓夫在回国途中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回到国内后又影射毛泽东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之后还粗俗地把毛泽东比喻成“旧套鞋”。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定反击，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中苏两党之间终于爆发了大论战，相互之间口诛笔伐，最终分道扬镳，走上对抗的道路，给两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