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毓赡，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恭亲王溥伟的儿子，1923年11月出生于大连，1939年他在伪满洲国承袭“恭亲王”。然而此时的毓赡不但没有拥有祖辈的那种有气派的王府，更没有享受到祖辈的那种荣华富贵。他和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生存着，1945年8月他们又被苏联红军俘虏。毓赡14岁进入伪满洲国的皇宫，此后的20年，一直生活在溥仪的身边，亲眼目睹了伪满洲国的崩溃。
    初到“满洲国”
    我的父亲爱新觉罗·溥伟是清朝的恭亲王，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父亲觉得在北京很难再呆下去，于是变卖了家产远走他乡。我是1923年在大连出生，虽然“贵”为长子、皇族后裔，但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恭亲王”这个称呼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了，原来北京恭王府什么样的，我也完全不知道。用俗话说，就是连恭王府大门朝哪我都不知道。到了1937年，父亲去世，家里头突然没有了生活来源。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只有开始变卖家产。今天卖点这个，明天卖点那个，拿这个当生活。
    那个时候溥仪已经到了长春当了“满洲国”的“皇帝”，家里也没办法，就商量让我到他那去，等于说是从家里带出一张嘴去。听说溥仪还在“皇宫”里办了个私塾。我小时候也没上过学校，到那念书去，管吃管喝还管穿，上哪找这学校去？上别的学校还要交学费，这个学校还能管你生活。就这样，我就上溥仪那去了。
    到了“满洲国”的新京后，我被安排住在“皇宫”里面。辟了单独一间房子，隔成两间。里屋睡觉，外屋做讲堂。溥仪专门请了几个老师给私塾上课，课程也挺丰富。有讲四书五经、清朝历史，还讲《皇清开国方略》等等。此外也教点数学、理化等等，还得学日文。
    第一次见溥仪的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是溥仪亲自到私塾来给我们上课。那阵子溥仪刚买了一个油印机，觉得挺新鲜的，就拿钢板刻了雍正皇帝的上谕，油印出来给我们当讲义。他对我们讲，当年我不过也是醇王府的一个普通宗室吧，现在我成了大统、接替了统治，做了宣统皇帝。现在“国”是没有了，但还有这个“皇位”在呢。“满洲国”是暂时的，长春的“皇宫”也是暂时的，没准到了明年我们就都回北京过年啦。
    对于这些，我那时不太明白。就知道他是皇帝，见了面要磕头，恭恭敬敬的。在满洲国的十年里，我就当了小奴才，伺候着他。
    轰炸
    到了1945年以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了。我记得是在 1945年8月8日，那天我刚刚侍候着溥仪吃完了饭，就听见“皇宫”外面忽然响起了空袭警笛声。溥仪反应快，连忙带着李贵人跑了出去，钻进了“同德殿”前的防空地下室。自从局势恶化以后，日本人专门给溥仪在“皇宫”里建了这么个“御用”地下室，据说非常的结实，三米厚的钢骨水泥，地面上还堆起了两座小土山，即使炸弹直接落到防空室上面，里边的人也可保安全。可是溥仪还是觉得不太放心，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真的会使用这个防空洞，而如今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钻进防空室时，我走在最后，还没有走进门口，就看到南边远远的地方火光一闪，接着传来了不大的爆炸声。我向南张望，听到头上螺旋桨声扑扑拉拉地向北而去。
    溥仪就在地下室里躲着。过了好久，直到空袭警报解除了，溥仪还多等了一会儿，才从洞里重新出来，回到“同德殿”。日本军官吉冈安直跟在后面向溥仪报告说，刚才的飞机在长春市新天地投下一枚小型炸弹，然后向北逸去，似乎是来自北方，推测应该是苏联的飞机。溥仪听到“苏联”二字就慌了神，不停地走来走去。
    没多久，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也进殿见溥仪，通知他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政府”即日迁至通化。山田乙三还向溥仪吹嘘了一通，说通化山连山，山套山，关东军在那里修了多少地下工事，掏空了多少大山，那里是地下长城，固若金汤。请“陛下”完全可以放心，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天皇也将到这里来。
    弃城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那天一清早，我就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的小圈圈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 说来也可笑，溥仪这个时候最害怕反而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杀人灭口。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担心日本把他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想走也得走，只有请求宽限两天，收拾行李和安排随行人员。当天就开始慌慌乱乱地收拾行李，还夹着要钻几回防空洞。其实苏联飞机一颗炸弹没有扔，只是扔了一些照明弹。而且在紧张地收拾行装时，还受了两场虚惊。
    溥仪有一本算卦用的诸葛神课，他一直奉若神灵。这本书在装箱时，不知怎么的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照着宫里的老规矩，红色本来是代表吉庆的，可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被当成了血的象征，使得溥仪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我安慰他说：究竟是红药水，不是真的血。但溥仪一直把神课当成自己和菩萨、祖宗之间沟通灵感的工具，恰恰在这时候被染红了一片，怎能不使他认为是不祥之兆而大为烦恼呢？
    另一场虚惊发生在中午。溥仪曾两次去日本，也到过东北各地“巡狩”。除了官方拍摄下来的新闻电影外，他私人还雇佣了一个日本摄影师，专门为他拍摄影片，十几年来也拍了百把十卷。今天他下令全部烧掉。烧影片的人抱着一大堆片子哭了一场。到哪里去烧呢？就全搬到缉熙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去烧。烧的人心慌意乱，一不小心连着了锅炉外边的片子，霎时间由地下室窗口里窜出了火舌，喷着黑烟。烧影片的人吓得跑出来大喊：“不好了！着火了！救火呀！”只吓得溥仪光着脚从楼上跑了下来，赶快叫消防队。如今伪满“皇宫”内府的日本人官吏全逃往通化，中国人除了官大点的随逃以外，其余的人发给两三个月工资，名之曰“留守”，可是上午一拿到工资，就都溜了，上哪里去叫消防队呢！大家也顾不上收拾行装了，从各处抱来灭火器往地下室窗里乱喷一阵，总算是“老天保佑”，熄灭了这场不大的火灾。
    火被扑灭，收拾行装没时间了，午后即将运往火车站。伪满“皇宫”内府的汽车驾驶员和消防队员一样也都溜之乎也，只好由日本关东军派来几辆卡车运送行李，随车来了一小队日本兵当装卸工。本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最讲阶级服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到了皇宫内院，更得拿出那一套军人礼节；可是如今大势已去，军心涣散，这些素称日本精锐的关东军，装完车，顺手拿了一些洋烟、洋酒，就坐在“同德殿”的候见室沙发上大吸大喝起来。
    逃亡
    随同溥仪逃跑的有他的皇后、贵人，其次便是他的弟弟、妹妹、妹夫，再次是我们几个所谓“学生”、随侍、佣人。汽车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只好步行上车站了。大约下午四五点钟集合，从伪满“皇宫”内府的后门溜出去直奔车站。
    一路上看到许多人在搬家，有的从城北搬到城南，有的从城东搬到城西。大商店都歇了业，小商店开半扇门。走到火车站外边，遇到了溥仪专用的日本理发师，他已经换上了军服，苦笑着向我们表示要坚守长春。我们也无心和他多讲话，匆匆进了站台，只见横躺竖卧着一家子、一家子的日本人，都是在候车撤退。
    穿过了倒卧的人群上了列车，车里大部分是伪满宫内府里的日本人官吏。我找了个座位，坐下来，总算是在这两天慌乱之后，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饥肠辘辘，为了救火把午饭也忘了吃了。从背包里取出饼干，吃了一包，又喝了些车上的洗漱用水，就算是午餐、晚饭并成一顿吃了。
    长春东站是个货站，离伪满“皇宫”内府不太远，到吉林去的火车就在离宫墙外面不到半里的地方驶过，我望着伪宫的方向，细雨蒙蒙的夜空映出了一片暗紫色。我指给溥仪看时，他说他乘车离宫时，日本人就把盖在“同德殿”院内的“建国神庙”付之一炬，这时余烬尚炽。庙烧了，神呢？这个日本人的祖宗“天照大神”可是溥仪上日本亲自迎来的，到了伪满就叫“建国元神”。日本的神像不是木雕泥塑的，而是用三种“神器”来象征，即以玉象征“仁”，镜象征“智”，刀象征“勇”。
    现在这三种“神器”打了一个黄布包，由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套在脖子上用手捧着，随同溥仪一同上车来了。
    随后一整天都是在火车上。清晨到了吉林，再经梅河口奔向通化。列车上人满满的，没有餐车，吃的是日本式的饭团子，又凉又粘。溥仪专车上有个小厨房，御用炊事员不晓得上哪里去了，由随侍的临时替他做一碗面汤。没有擀面杖，就用玻璃瓶子擀面片。他居然吃得也蛮香。
    火车在梅河口停的时间长些。我下车走过栈桥，打算到车站上去搞点吃的。谁知到站台一看，空空荡荡。好容易在候车室里找到一个站上的人，向他一打听，他指着墙上一块黑板给我看，上面写着“今日有重要的列车通过”，所以空荡无人。我又不好告诉他我就是乘重要列车来的，只好空手而回了。

夜间车到了通化，我正靠在最后一节“了望车”的后门睡觉，忽然被人推醒，说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前来求见。他见到溥仪，说在北满方面正与苏军激战，取得了赫赫战果。我当时就觉得好笑，照他那么说，激战正酣，堂堂司令官放弃指挥，溜到通化来作甚呢？
    退位
    第三天清晨，列车抵达了终点站--临江县大栗子沟。由车站往北三里多路是一块群山合抱的小平原，排列着一排排住宅，这是大栗子沟铁矿公司的机关所在地。最北边一幢日本式平房，大概是铁矿经理的住宅，如今房主不知何处去了，剩下这所住宅当作了皇帝的临时“行宫”。伪满宫内府大大小小的官儿们都住进宿舍；我们几个被安排在一座大仓库里。
    这里叫临江县，确是名副其实，由火车站往南一里多远就是中朝界水--鸭绿江。这一带环境幽静，有连绵不断的青山环绕，有滔滔不尽的绿水长流，空气清新，不时有山呼鸟鸣，但谁也没心思去欣赏这初秋的大自然风景。这里没有看到过一个老乡，也没有见到民房。我想，当初决不会没有人住，很可能是日本人占据了这块地方，把当地老乡统统赶走了。至于铁矿山，据说离这里有数十里之遥，还在深山里边。
    经过安顿，有了吃、住的地方了，谁也不知道要呆多久，下一步怎么办？中国官儿们已无班可上，有些人除了吸鸦片烟外，便是打麻将牌。日本官儿们还忙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我充当了伪满宫内府和伪满内廷的联络角色，也是办一些生活的事。如给“御膳房”买副食，领一些面粉和油，由家属们做油炸食，准备再往山里逃跑或遇到连续空袭时的干粮。
    这所“临时行宫”是日本式住宅，一进正门，对面就是洗澡间，浴盆是一只大木桶。在长春伪满宫内，有皇帝御用的浴室、盥洗室。洗澡是“浴”，“沐”则在洗头。溥仪一个多月才理一次发，也只有在理发之后才洗一次头，可是，现在已是秋风秋雨、黄叶飘飘，他却在一个木桶里洗了一次澡，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那几周的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浑浑噩噩。大概过了有一周吧，那天一早，我醒来，就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个个日本人都无精打采，仰天躺在榻榻米上。我赶忙跑去见溥仪，正碰见日本军官吉冈安植来见溥仪，垂头丧气地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并亲自批其颊十数下。当然不会用力，但很脆，很快。这犹之乎“讣闻”上的老套子，“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先考”，于是便来套“批颊请罪”的表演。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日本人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原来，溥仪胆子特别小，而疑心又特别大。今天日本人垮台了，他的傀儡戏也唱完了，没有用了，他害怕日本人害他灭口，刹那问，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交错在一起。
    吉冈随即拿出了一份“退位诏书”，叫溥仪签署，开头也还是写上“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这也是溥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退位。
    九人亡命团
    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已不是一周前所讲的什么“天皇也将到这个固若金汤的通化来”，而是要溥仪马上乘飞机逃往日本，明天立即动身。至于家属，暂时不能携带，要等到通车、通航以后再去。刚刚运到的行李又开始了第二次整理。原来“御用”的大皮箱上都印有伪满的“国花”--兰花章，现在一律要用刀子刮掉，皮箱被刮得像长了一脸秃疮。溥仪下令再次收拾行装，准备往日本启运。是故意这样做，用来安慰一下家属们呢，还是他真的以为不久家属们也会到日本去，这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我参加了一个小会，到会的大都是伪满宫内府的日本官儿。到大栗子沟时，由长春带来了一小队“皇宫禁卫军”，在“临时行宫”站岗。现在开会，就是向大家传达，这一小队伪兵，已被缴械。他们的驻地在西南方向，怕他们哗变。如果万一夜间听到那边有枪声，要大家不必惊慌，这里已有所准备。并要我向溥仪转达一下“岗哨由日本军接替了，请皇帝陛下放心。”
    收拾行李时，溥仪交给我一小皮箱他的亲笔日记，包括在天津时写的，叫我统统烧掉。溥仪现在是单身出走，只简单地带点东西，在一只小皮箱里，装了满满一箱金子、钻石、珍珠、首饰。另外带了些常用药，还特意带上了各种安眠药片。
    随同溥仪逃往日本的有他弟弟、妹夫，还有一名随侍。他把我们几个所谓“学生”叫到一起，讲了一通留守的重要性，说还有皇后、贵人随后走，需要有人保护，等等。于是几个“学生”赶快表示：跟定“皇上”，万死不辞。话虽如此，但每个人的态度表现总不会一模一样。有的人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溥仪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他非带我不可，所以也就没有装出不带我走非一头碰死不可的样子。

还有一个医生，叫黄子正。他曾在长春市开了个大同医院，以后歇了业。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溥仪，主要是让他偷偷地给溥仪注射性激素针剂，如“习保命”，“安乐根”之类。如今他也跟到大栗子沟，还将跟到日本去。
    吃完晚饭，我们几个人先步行到车站，溥仪乘汽车到车站，汽笛长号一声，火车慢慢蠕动，站上连个“恭送”的人影也没有，只有几盏昏暗的灯，也很快消逝在后边了。
    被俘
    清早抵达通化。下火车即直奔飞机场。到了机场，我看到溥仪站在一架双引擎机前，正和一个伪满官吏谈话，最后那个人趴下磕了三个头。自从长春逃出来，这是唯一给溥仪送行的人。
    我乘的是一架单翼民用机。启动时，得用一根很长的绳子，一端有个皮套，套在螺旋桨尖端，两个人用力一拽，冒出一团黑烟，引擎才发动。等我乘的飞机滑到跑道时，溥仪乘的大型飞机早已无影无踪了。
    飞往哪里呢？说是先飞到沈阳，再换大型飞机去日本。刚才溥仪乘的双引擎飞机在日本就算是大型的了，换什么样的大型机呢？到沈阳再看吧。
    临行前，溥仪给了我一块汉玉。据说古人佩玉，从马背上跌下来，玉碎了，而人不受伤。还给了我一颗舍利子。它是代表佛爷保佑的意思。乘坐这种浑身颤抖，似乎要在空中解体的飞机，带上这两样东西，多少是点精神安慰。我从机舱往外看，看到飞机伸着的两只“脚”，如果掉了一只，着陆时就得翻筋斗。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中，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下了飞机一看，远处真的排列了不少架大型飞机。到了候机大楼前面，忽然看到几个深目高鼻带着冲锋枪的游动哨。原来远处排列的大型飞机正是苏军飞机。我连忙上了二楼，溥仪早已到了，事情已经明白了。他半躺半卧在沙发上，用手一个劲来回搓着头发。
    不久，远处传来了飞机降落的轰鸣，一会儿，-个身着皮外套的苏联将军来了。恰好日本“神官”桥本会几句俄语，他就当了临时的翻译。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御用挂”吉冈之间进行的。一个说，我们要上日本去；一个说，不行，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溥仪则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他这时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表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事情很明显，日本一投降，苏军就指名要溥仪。送到沈阳机场，就是为让苏联接收。什么换乘大飞机上日本，只是骗人的鬼话。就连“御用挂”吉冈、“神官”桥本，也是一齐被装在鼓里的。当初，日本帝国主义由天津把溥仪骗到长春，今天又骗到沈阳。它已经垮台了，还要来一次欺骗，总算是骗到底了。
    无论怎样说，现在已经成了俘虏了，先缴械吧。大家把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的小手枪都交了。我们跟着苏联将军走出候机大楼。现在真的换上刚才看到的大型飞机了。人当了俘虏，日本神也大大简化了包装，不用再套在脖子上捧在胸前，而被放到座位下边去了。没想到，这时溥仪向吉冈和桥本问了句：“神体安否？”以后提起这事，大家都对他说：“神都塞在屁股底下了，还来什么安否呢！”他尴尬地自我解嘲说：“我那是讽刺日本人嘛！” 于是，这一行九人的“皇室”亡命团登上了苏军的大型飞机，从沈阳机场起飞，离开了“满洲国”，飞往苏联。
    （来源于《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