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刚到广州的时候相比，加伦对蒋介石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发现蒋介石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加伦在一次战斗结束后这样写道：“敌人虽然退却了，但是就原来的作战意图而言，这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失利。”原因在于：（1）战场上缺乏指挥。“此类错误蒋介石将军一犯再犯。他仅仅指明最初的攻击方向，却从来不指挥战斗，有时竟躲在大后方，横加干涉，致使战斗停止……”3月13日，加伦来到蒋介石的司令部，询问教导一团、二团及各团独立队的部署地点，蒋介石竟然答不上来。“显而易见，部队完全失去了指挥。”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为了对付商团，孙中山下令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9日，鲍罗廷赶往黄埔军校同蒋介石商讨该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并且明确表示不同意汪精卫、胡汉民参加。但是，蒋介石不赞成，认为鲍罗廷这样做是“不明本党内情”。如果汪、胡二人不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可以免除一些麻烦，但这样以来“麻烦更多”。蒋介石在当天给孙中山的信中坚持要把汪精卫、胡汉民列入军事委员会的名单，否则“不如暂缓组织”。
    对于蒋介石的建议，孙中山没有采纳。他在回信中表示，胡汉民、汪精卫不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未尝不可”。他解释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能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至于汪精卫，本来也是“非俄派革命，不加入也可”。他在信中还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不能降心相从”。
    由此看来，孙中山在用人方面很大程度以是否赞成他的联俄政策为标准。这一点对蒋介石不会没有触动。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曾反对这项政策，结果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都没有捞到，更不用说党内职务了。
    10月11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蒋介石成为了全权委员。尽管孙中山不赞成汪精卫参加军事委员会，但在当天他特许的任命名单里仍然有汪精卫。孙中山、许崇智、廖仲恺、陈友仁、谭平山也是委员会的成员。10月14日，又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由蒋介石、廖仲恺、鲍罗廷三人组成，负责指挥平息商团叛乱的战斗。当天，孙中山下达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手令，要求将参加平息叛乱的所有军队统统归蒋介石指挥。
    黄埔军校800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战斗，并为此成立了机枪队，配置了两个炮兵连。10月14日、15日，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黄埔军校学生，发动了对商团据点的进攻，一举平息了叛乱。
    这一胜利，使国民党、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都感到振奋，并且“激起了人们对黄埔军校的极大热情”。黄埔军校的学生被当成了“新军的首批代表”，“军校的政治影响已经超出了黄埔岛的范围，成了影响广东一切政治事件的强有力的因素”。此后，在广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游行、群众集会，都少不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就连工人、青年学生召开大会，也有黄埔学生参加。军校在政治上的日益活跃，使蒋介石的威望得以提高。
    平定商团叛乱的胜利，也使蒋介石避免了孙中山的责怪。此前，孙中山曾命令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的所有武器弹药送往韶关。但是，蒋介石在苏联顾问的劝说下，“认识到孙的北上犯了大忌”，因此没有执行孙中山的命令。两天之后，孙中山又命令蒋介石率部加入他的北伐行列，蒋介石仍然没有执行。10月10日，孙中山再次命令蒋介石到前线去，蒋介石又一次拒绝了。孙中山虽然对蒋介石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而感到恼火，但“他明白胜利者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10月底，加伦以孙中山军事总顾问的身份抵达广州。加伦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苏联内战时期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都同加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加伦的指挥下，苏联红军游击队在哥萨克白匪军的后方坚持了40多天。1918年9月，加伦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勋章。1921年，加伦担任苏联远东军总司令、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陆军部长。1922年，他出任彼得格勒第一军团司令。
    加伦到达广州不久，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离开广州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但他不懂军事，也没有军队。11月15日，加伦以军务院院长的身份担任许崇智的军事顾问。蒋介石是许崇智的参谋长。
    此值广州商团叛乱刚刚平息，黄埔军校的威信随之而上升。加伦到广州后很快就发现，“军校是名副其实的”。毕业于该校的军官有政治修养，而且“理论和业务素质也高于其他军校的学生”。他对黄埔军校的演习和到学校来学习的学员“都有好的印象”。加伦由此得出结论：“这所军校堪称其他军校的榜样”。
    毫无疑问，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最初也给加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加伦到广州不久，宋子文在一次谈话中问起他对蒋介石的印象如何。加伦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能干的将领”。他甚至相信，“蒋介石将军组建一个师和一所军校如能成功的话，那将开创广东的新时期，对付范石生也就不在话下了。”
    结果，加伦在广州众多的军事将领当中，尤其是在许崇智同蒋介石的对比中，挑选了地位较低的蒋介石，给予特别的扶助。他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应全力以赴使蒋介石的军队“具备良好的军政素质”，而且，“对黄埔军校亦给予同样的关注”。
    在加伦和蒋介石的共同主持下，将莫斯科运来的第一批武器，加上平定商团的战利品组建了黄莆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二团，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王柏岭分别担任了两个团的团长。
    另外，加伦还帮助蒋介石解决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即黄埔军校的经费问题。他曾问过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学校每个学员的给养是多少，顾问们却答不上来。他告诉这些顾问：黄埔军校成立时，孙中山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枪炮。现在扩大军校规模的问题提出来了，在扩大军校时需要补充必需的经费。
    黄埔军校大部分经费是莫斯科提供的，每月为10万粤元，但10月份只给了8.4万元。加伦同廖仲恺协商后，将所欠部分很快补上了，而且还增加了4.7万元。

镇压商团叛乱之后，广东政府只控制了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所依靠的军队也不统一，但孙中山仍坚持举行北伐。加伦在分析形势后指出，孙中山前几次北伐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在前线遇到抵抗，倒不如说是后方遭到进攻。“经验表明，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但目前这两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因此，“北伐的问题只有暂时搁置起来，先解决国民党牢牢控制广东和肃清陈炯明的问题。”加伦预计，陈炯明迟早会向广州发动进攻，而且不会迟于1925年1月。所以，只要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加伦就不厌其烦地把东线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恰在这时，不断传来陈炯明准备进攻广州的消息。有鉴于此，在军事委员会最初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加伦主张保卫广州和讨伐陈炯明，但刘震寰、杨西闵借口西线战局恶化，不赞成讨伐陈炯明。加伦经过一个半月的说服，终于使孙中山下定了讨伐陈炯明的决心。
    2月1日，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开始了。加伦对在黄埔军校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部队“寄于特别希望”，把他们当作“骨干力量”，为其配备了强大的顾问阵容，其中包括斯捷潘诺夫将军、切列潘诺夫将军、别夏斯特诺夫将军、尼库林上校和帕罗上校。加伦对顾问们说：“我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粤军上，尤其寄托在黄埔军校的教导团上。”所以，他要求顾问们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施展军事艺术”。2月3日，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第十六独立步兵团组成的南路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向东莞发起进攻。随后，又奉命向淡水进军，于15日占领该城，俘敌700多人，缴获1000支步枪和6挺机枪。
    然而，在随后的一场作战中蒋介石的表现却使苏联顾问感到不悦。3月初，陈炯明所属林虎部集结于兴宁地区，伺机进攻河婆。蒋介石判断，林虎部向河婆、海丰推进不过是一种示威，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汤坑和揭阳。
    但情况很快就证实，蒋介石的判断有误，林虎所部确实准备向河婆进攻而不是向汤坑推进。但蒋介石固执己见，并且阻挠部队执行苏联顾问的建议。他还向加伦提出，只需派黄埔军校或者第七旅去河婆。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许崇智发生动摇，没有将部队派往河婆，而是将黄埔军校的两个连留在揭阳。加伦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了许崇智和蒋介石。
    3月13日，黄埔军校第一团本应从棉湖向马路挺进。可是，团长何应钦没有按时率部出发，说要等候蒋介石的命令。在苏联顾问的督促下，他才勉强同意。
    当黄埔军校第一团向敌人发起进攻时，按事先约定，第二团应派一个营负责掩护，但王柏龄迟迟没有派出掩护部队，致使第一团遭受敌人八个团9000多人的围攻而陷入困境。而且，这天早晨，第二团比第一团又晚出发三小时。在斯捷潘诺夫的批评下，蒋介石连忙命令远在几公里外的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来见他，结果又延误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上午9时第二团才向指定地点推进。
    一个小时之后，据第二团报告，沿途没有发现敌人。蒋介石由此判断，敌军不在西边而是在北边。于是，他建议苏联顾问将黄埔军校第一团、第七旅调往北边的五经。斯捷潘诺夫没有同意。不久，从第一团传来消息，在鲤湖以北发现敌情，该团准备向敌人发起进攻。斯捷潘诺夫建议第二团攻击敌人的后方，以支援第一团。蒋介石同意了，并下达了命令。关于这个命令，10多年后切列潘诺夫从团长王柏龄那里得知，原来蒋介石下达的根本就不是斯捷潘诺夫的进攻命令，而是向北转移的指令。
    本来，苏联顾问在3月13日那天就已经给敌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如果“不是蒋介石耽搁了二团的行军，这个陷阱一定会使敌人陷得死死的。”苏联顾问却发现，这位武夫已“不止一次地用‘金桥’搭救敌人”。蒋介石同他的司令部一直驻扎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整个战役中他没有直接领导过一次战斗，却经常在战役中进行干涉，使战斗中断。”

关于这场战斗，聂荣臻事后说，教导一团打了一整天，连加伦将军等俄国顾问都投入了战斗。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冲破了林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在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打得筋疲力尽，伤亡300多人，连排级干部多数牺牲，剩下的也是些弱卒残兵，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加伦来到阵地振臂高呼：“教导第一团万岁！”正当加伦喊话的时候，蒋介石带着他的第二团匆匆赶到，颇有些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伦不但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反而面露不悦之色。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伦之间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一个多月的东征作战，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给加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第一团，政治工作才刚刚开展，然而这个团却已经向人们表明，无须多久，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中国人民必能造就一支捍卫自己的这样的军队：在这支军队面前，那些讥讽、嘲笑者都将被迫住口，而中国人民的朋友则将发出一片赞叹之声。”3月16日，加伦在河婆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对黄埔军校教导团全体官兵发表演说，他称赞道：俄国同志亲眼看见教导第一团勇敢战斗，在俄国红军中，“极好的部队才能见着如此成绩”，因此，可以称为“世界上顶好的军队”。他还举例说，棉湖一战的成绩，不独在中国少见，“即世界上亦是少有的”。他相信，中国革命可以成功，“因为教导第一团能如此奋斗”。
    同刚到广州的时候相比，加伦对蒋介石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发现蒋介石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加伦在一次战斗结束后这样写道：“敌人虽然退却了，但是就原来的作战意图而言，这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失利。”原因在于：（1）战场上缺乏指挥。“此类错误蒋介石将军一犯再犯。他仅仅指明最初的攻击方向，却从来不指挥战斗，有时竟躲在大后方，横加干涉，致使战斗停止……”3月13日，加伦来到蒋介石的司令部，询问教导一团、二团及各团独立队的部署地点，蒋介石竟然答不上来。“显而易见，部队完全失去了指挥。”
    虽然蒋介石在军事方面表现得很平庸，但他对苏联顾问提出的建议还是能够接受的，而且不公开地同顾问争吵。正因为如此，加伦承认，“蒋介石将军与我国顾问的关系尚属融洽”。但蒋介石是否出于真心实意，加伦还“难下断语”。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经常在公开场合下称赞苏联共产党。4月9日，蒋介石召集黄埔军校全体学员和士兵训话。他对苏联共产党严格的组织纪律表示钦佩，说：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组织又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他们为什么甘愿牺牲个人自由？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求他们国家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
    正当广东政府军队准备追击陈炯明在惠州的老巢时，驻守广州的云南军阀刘震寰和广西军阀杨希闵乘机发动叛乱。结果，在退守还是坚守广州问题上，蒋介石同加伦发生了分歧。4月27日，在前往汕头的途中，蒋介石建议不战而让出广州，甚至还要把黄埔军校迁至汕头。加伦认为，广州一旦失守，不仅对广东，而且对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必须准备足够的力量保卫广州。
    本文摘自《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作者： 邢和明 出版：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