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部边境发生军事行动时，经常发生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的情况。文彦博上奏朝廷说：这种现象出现在太平年间还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但是，如果不趁早加以整顿，一旦发生战争，军队拿什么战斗力来打仗？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将领的权力不够集中，军队的纪律不够严明，希望朝廷引起重视。宋仁宗采用了他的意见。
     文彦博任宰相时，北宋与辽国达成了和平协议，数十年间国家都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然而军队数量却年年有增无减。文彦博认为在和平时期国家没有必要保持庞大的军队，军队过多会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造成国家财力衰竭，因此，他找到枢密使庞籍，一起讨论淘汰冗兵减省冗费的事情。裁军一事被提交朝堂讨论的时候，许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往年朝廷担心灾荒年间会发生灾民暴动，于是便在灾区大规模征兵，现在如果执意裁军，恐怕这些被裁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宋仁宗听了这两种不同意见后迟疑不决。文彦博决然地说：现在国家公私困竭，冗兵是个重要的原因，如果因为裁汰冗兵而发生变故，我甘愿朝廷治我的死罪。最终朝廷采纳了文彦博的意见，裁汰冗兵达八万之多，国家财力得到大大舒缓，裁军后也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北宋在钱币制度上有一项重大发明，那就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宋朝先在四川地区试用，以交子代替铁钱流通，觉得效果还算不错，于是开始向全国推广。然而当时的纸币制度还不够完善，各地在推广过程中大都采用交子和铁钱同时流通的政策。一些官员急于求成，起居舍人（官名，掌皇帝起居，记其言行）毋湜就曾奏请朝廷废止陕西地区的铁钱流通。朝廷虽然没有批准他的奏请，但消息传开，当地百姓都知道废钱的事，于是争相用铁钱购买物品，而商家们却拒绝接受，这样一来，长安的市场交易陷入混乱，有些商家只好暂时关门。负责官员请求朝廷下旨禁止罢市，但文彦博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朝廷出面禁止，只会加深百姓的疑虑，从而招致更大的混乱。经过思考，文彦博请来长安城中的丝绢行老板，把自己家中上百匹的丝绸交给他们代卖，要求把货款全部折算成铁钱。百姓知道这件事后，知道不会废止铁钱的使用，市场交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至和二年，文彦博和富弼同时受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当时天下士子弹冠相庆，庆贺朝廷选对了宰相。三年正月的一天，宋仁宗在朝堂上突然病倒，当即被送往大内医治。文彦博叫来皇帝的随侍太监史志聪，询问皇帝的病情如何，史回答说：“禁密不敢漏言。”文彦博大怒，叱责他说：你们这些人服侍皇帝，得以出入禁闼，却不让宰相知道皇帝的起居形状，你们想要干什么啊？从现在开始你要随时向我们报告皇帝的病情发展情况，不然的话，我要以军法处置你。随后，文彦博又与刘沆、富弼（同为宰执大臣）商议，建议三人就住在禁宫之中，以便随时了解皇帝病情、处理突发情况（仁宗无子，亦未预立储君，一旦暴薨，后果难以逆料），史志聪又出言反对，说这种情况没有先例。文彦博一句话将他顶了回去：“此岂论故事时邪？”当天晚上开封知府（京畿最高行政长官）王素深夜时分请求入宫，声称要告发一件谋反阴谋，文彦博下令不许打开宫门，任何事情也得等到第二天再说。第二天问起情况，原来是一名守卫宫禁的士卒告发说都虞侯（皇宫宿卫部队高级长官）想要叛乱，文彦博叫来都虞侯的上级都指挥使许怀德，向他了解被告的这个人，许怀德担保说都虞侯绝对不会谋反。文彦博分析：如此看来，一定是那个士卒平时对都虞侯不满，所以借机诬告。现在是非常时刻，应该尽快处理，以免动摇军心。他请来刘沆，共同在判词上署名，当即下令将那名士卒诛杀。这件事情充分展现了文彦博的政治才能：头脑精明、处变不惊、行事果断。按照常识，皇宫宿卫部队直接负责皇帝的生命安全，其高级将领都是由皇帝亲自选拔，忠诚度理该绝无问题。然谋反之说素来敏感，一旦详细查问，短时间内肯定难以结案，而且被审查对象也应当停职接受审查，临时选择的代理人自然难保万全。当此皇帝重病之时，万一有何不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而请刘沆共同署名，则是为了防止自己个人专权的嫌疑。后来刘沆果然向仁宗密告，说文彦博在皇帝生病期间擅自斩杀告反者，阻止对谋反大案的追查。文彦博拿出那张有刘沆本人签名的判词，“帝意乃解”。
    为人有方
     文彦博多年身居高位，但他为人谦退、宽厚，从不以势骄人，在是非面前却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秉公直言。宋神宗熙宁二年，拜陈升之为相，当时文彦博担任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神宗以文彦博朝廷重臣，资格老，功劳大，所以把陈升之在朝堂上觐见的位置安排在文彦博后面（宋代重文轻武，按常理应该是文官的位置排在武官之前）。文彦博对此优待坚辞不就，他说：自我朝开始，从来没有枢密使位次居于宰相之前的，只有曹利用任枢密使时狂妄自大，悍然站位在宰相王曾等人前列。我本人还稍稍知道一点礼节，不敢效法他的做法而紊乱朝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