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 作者：魏宏运 王黎
     一九○○，是新旧世纪交替的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划时代的一年。帝国主义列强组织起来的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联合进攻，使中国再次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同时它也对中国革命起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联军的暴行面前，少数当权的满人贵族和汉人封疆大吏卖国自存，屈辱自保，暴露了封建主义是民族救亡斗争的最大障碍。反帝必须反封，必须首先推翻满清政府。义和团运动悲剧性地表明，旧式农民的反抗斗争已经难以完成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于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孙中山从此不再感到孤立，赢得了愈来愈多的同情和支持。八国联军的组织者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革命的反面教员。这也是我们应该具体研究帝国主义者们这场盗贼活动和暴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说的只是过去一般研究中所忽略的沙俄这个首席反面教员的作用。
    （一）
     一九○○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谁是元凶？一般教科书大体是这样排列，即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打头，因为它首先组织了西摩尔联军；但它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人们也把瓦德西作为主犯，因为他是八国联军总司令；但他在联军进入北京后才到达中国。也有把日本列为祸首的，因为进犯北京时，它出兵最多；但在此以前它并不占优势，而且沙俄也不承认它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始终积极活动，处于霸主地位的是沙皇俄国。
     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际，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瓜分方兴未艾，都在窥测时机以攫取在华更大的权益，因此，对义和团运动表现了极大的仇视。其中沙俄尤为突出。沙俄驻北京公使格尔思向沙皇献策：“情况千钧一发，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他并向清廷总理衙门要求“速剿乱民”，“在义和拳还没有强固和还没有在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有力地将他们镇压下去。”（《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5页）当时清朝政府正为义和团运动所苦恼，在沙俄的怂恿下，曾专门讨论了沙俄这一所谓的建议。
     到了五月，沙俄又要求“代剿团匪”。清朝政府虽然非常惧怕崛起的人民力量，但对洋人也并不放心，所以对“代剿”没有作出反应。然而沙俄无视清政府的主权，竟然把“代剿”计划付诸行动。沙俄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远征舰队的奥列号（Orel）和塔木索夫号（Tamsoff）把作战部队、装备和粮食，从海参威源源不断运往旅顺；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舰队的十几艘军舰也调到渤海湾，然后又从旅顺南下，陈兵我大沽口外。
     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这时也都忙于调兵来华，但无论在速度方面还是数量方面，都难与沙俄相比。到六月初，各国集结在大沽口拦港沙外的军舰共三十余艘，其中沙俄的占七艘，另外还有它的两艘鱼雷艇。此外，沙俄还调来了用于进攻的炮兵、骑兵、工程兵、铁道兵、步兵、浮桥队等多种兵种以及嗜杀成性、臭名昭著的哥萨克马队。这样，沙俄以它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冠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造成了“英暨各国咸以调兵需时，讬俄保护”其在华权益的局面，而“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国之讬已成东方领袖。”（《李文忠公全书》第9函电稿22）至六月中旬，沙俄从旅顺调运至天津兵力之多，已为中外瞩目。收在《李文忠公全书》的一封电稿中谈及：“闻俄调兵六千，号称代剿，已有二千到津。”下旬，又遽增。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泰晤士报》星期版披露，俄使馆通知美国务卿说：“四千名俄军已从旅顺调到大沽”，实际上，尚不止此。据《泰晤士报》的报导，实已达六千之数。及至八国联军自大沽登陆，也是沙俄军数目最多，据一九○○年七月六日《泰晤士报》载：
    八国联军登陆人数（七月初）
    国别军官人数士兵人数
    德国441，300
    英国 1841，706
    澳大利亚12127
    美国20329
    法国17387
    意大利 7131
    日本 1193，09
    俄国 1175，817
    总计52013，506
     对于这次军事入侵的策划，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现了异常的关心，亲自担任沙俄侵华军总司令，而任命陆军总长库罗帕特金为参谋长。沙俄虽然一再表示其“调兵赴华，只为保护公使，兼助剿匪，别无他意”，但鉴于沙俄半个世纪以来处心积虑侵华的昭彰野心，已引起了其他侵略同伙的疑虑。为了安抚其他同伙，它向美国表示：俄国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野心，俄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保卫俄国使馆的安全，并帮助中国政府镇压骚乱。并且说，这是它保卫边境的必要防卫手段（见《美国外交档案中国庚子拳乱之部》）。这种侵略逻辑，今天也还有人在沿用。
     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八国联军的各国海军司令在俄国海军上将海尔德布兰特所在的巡洋舰露西亚号举行首次会议，策划如何发动这一肮脏的战争。会议所以在俄国战舰上召开，据说是“海君年岁居长，所以各提督均诣就之，盖欲共商进取之策也。”（《义和团》资料丛刊卷3，第268页）从此，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全部过程中，都打上了沙俄发号施令的印记。当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各国海军头目再次在俄舰露西亚号召开会议，“与海君再议攻守之计”后，海尔德布兰特就以联军的最高指挥官身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对中国施以恫吓，限令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投降，声称：“本提督以两造情愿之主张，或以兵力从事之目的，暂据大沽各炮台。该各炮台，至迟限于十七号早晨两点钟，一律退让。”并蛮横地说：“此系已决之事，望即达知直隶总督及各炮台官，急速勿延”（同上）。“两造”都“情愿”的神话，当然不能成为现实，它遭到了罗荣光等中国爱国官兵的拒绝。海尔德布兰特遂在俄舰扑尔号上开会，决定十六日下午三点，各国侵略军自战舰上强行登陆。
     按预定时间，沙俄舰长多布尔乌尔斯基指挥俄舰三艘，即高腊支、机略克和扑尔克号和法、美、德等国军舰各一艘，一起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当即还击。俄舰高腊支号中弹，机略克号也被打中，引起部分火药间和一个锅炉爆炸，沙俄军16名丧命，67人受伤，一个海军上尉被击毙。沙俄自认“损失很大”，“伤兵折将”。联军亦公认：“俄国人的伤亡比任何国家都要惨重。”这是此次交锋中它所受到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