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沙俄帝国才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元凶(3)
无所不取地抢劫和盲目地破坏,也是沙俄这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本性。他们需要以掠夺和抢劫支持和补充他们的军需。从军械火药到金银财宝,从大米白面到蔬菜家禽,从牲畜车辆到衣物,无一不在他们抢劫范围之中。阿列克谢也夫承认,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沙俄从东局子兵工厂、清军兵营中掠去了大量军事物资和财产,从李鸿章的衙门里抢走了三百多门大炮和许多贵重衣物。天津造币厂几百吨银子也被打劫一空。他们对于一切他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占有的人类劳动成果抱有一种敌视心理。俄国兵对那些不知为何物和不能携带的东西,统统破坏掉,它的野蛮与无知,给它的各国同谋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说:“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杨柳青一带的居民,遭到沙俄军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一位目击者在八月中、下旬记载下这些史实: 八月十五日,沙俄军窜到杨柳青抢劫了许多车马。 八月十七日,沙俄军和英美法日意军共两千人抢掠焚烧了独流镇,并在杨柳青掠夺瓜果、点心、烟卷、牛羊鸡鸭等。 八月二十日,沙俄军再次窜到杨柳青。 八月二十八日,沙俄兵六人,由子牙河窜入杨柳青,将高姓李姓的衣物抢掠一空。 八月三十日,沙俄兵十二人窜入杨柳青,将石姓衣物抢去。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特许其官兵公开抢劫三日。各国的官兵在抢劫上比他们的同伙虽都毫不逊色,而沙俄军往往独能以他们的强盗习性捷足先登。皇宫、颐和园、景山和京师大学堂,都被沙俄抢占。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写道:“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其中冬宫一所,系落在俄人之手。”无怪乎《八国联军志》记载:“独俄于占据时刻努力异常,可知俄以占据为宗旨。”
景山禁地“则成了俄国的军营。哥萨克骑兵的小马和一峰孤独的无精打采的的骆驼被栓在山脚下的小树上。”学术中心京师大学堂“则成为李尼维支将军的司令部和参谋部”。故宫和颐和园的许多珍宝被盗运到俄国,足足可以开设一个堂皇的博物馆。据《拳乱纪闻》:“宫内贵重的物件为俄人携去者不少。”国际强盗们曾因在北京的抢劫和分脏不均而相互攻击,一时成为世界丑闻。一九○○年十月四日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曾为此给李尼维支发电说:“英国消息的电报说,我们在北京的军队,把宫中所有东西一律搬出来了。”李尼维支抵赖:“俄国军队始终占领着皇帝的宫殿,斯澈色尔将军还把所有宫殿加封,每一个宫殿都有守卫和哨兵,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宫殿,只允许公使和外国将军进内视察。”(《红挡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49页)但事实是,第一,在沙俄“保护”下,宫殿内的珍贵文物确是不见了;第二,李尼维支回国时除行李外,还带回大量的贵重物品,其他沙俄将军也带有各宫宅的物品回国。维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出了沙俄在这幕丑闻中的丑态:“许多私人住宅,尤其是皇宫,遭到劫掠。当时传说俄国的军官也参与了劫掠,我们驻北京的办事员也私下向我证实了这些传闻。我必须说,这真使我们丢脸。有一个中将因为攻克北京而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返回阿穆尔地区驻地时,带来了从北京皇宫抢来的十箱珍宝。不幸的是这位将军的例子曾为其他一些军人所仿效。”沙俄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难掩人耳目,就是俄国的报纸也无法隐讳:“俄人所犯暴行一根据俄国报纸上俄国通讯员的记载,超出其他军队到现在为止所犯的暴行。”(《德国外交文件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3第169页)
列宁对于俄国统治阶级在中国犯下的强盗暴行表示过极大的愤慨:“他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全集》第4卷,第336页) (三)
如果说在华北,沙俄还是混迹于国际强盗之中,暴行是在战争中发生的;那么随后在东北所发生的一切,则完全表现出沙俄对于我国领土的野心和国际恶霸行径。也正因为这一点,沙俄不仅在理论上是促使中国革命激化的反面教员,事实上也是由于沙俄霸占我国东北的企图和行为而引起了全国规模的拒俄运动。这个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为资产阶级革命向全国范围的扩展作了准备。
多年来,沙俄一直想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1898年获取旅顺,这一夙愿得以实现。但这只是它加紧侵华的一个步骤。它要的是“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接着,它以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使哈尔滨成为它的总兵站,并在铁路沿线驻扎上军队。在吉林也驻兵十多处,为把魔爪伸入中国东北时刻窥测时机。
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向东北蔓延时,沙俄立即以此为借口,宣称:“现在拳民四起,扰及路工,地方官不能弹压,除非速进兵保护兼助平乱,别无他法。”(《李文忠公全书》)七月,当华北战事激烈,沙俄便乘机悄悄运兵东北。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沙俄更迅速增兵东北。据《八国联军志》八月四日记载:“七月内有俄兵一万四千名由黑海奥得萨地方来津,尚有一万四千人前往旅顺。”同时,把在华北的大部兵力一万多人置于由北塘向东北方向的芦台、唐山、山海关等地进犯的战斗序列里,意图明显在于同东北的俄军连成一气,完成对于东北的全面控制,进而威胁中国的心脏地带。
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同时,沙俄在东北大举进犯,北满占领了齐齐哈尔,南满占领了营口、海城等地,随后发布布告说:“刻下俄兵因保护铁路起见,将次第遣兵占领满洲各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沙俄狡猾地提出三点意见:一、无意向中国索地;二、在东三省用兵,出于自卫,俟地方平静,即将该处俄兵退回;三、从北京撤军。前两点本是它一再宣传的老调,唯独第三点是企图把它的同伙们赶出中国,而后可以既成事实独占东北,进而独占中国的如意算盘。《清史稿·杨儒传》说得清楚:“俄佯议撤兵,而遣使人诣关东,掠吉林黑龙江地,达营口北”。果然,到了九月,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便宣称,凡是俄军足迹所到之处,都是沙俄的领土,公开宣布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右岸为俄国所有。十月,东三省已完全陷入沙俄铁蹄之下。随之沙俄以主权者自居,开始向东北委派地方官吏,向东北人民摊派繁重的税捐、差役,改中国地名为俄国名称,其目的,正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所深刻揭露的:“俄国资产阶级已拟定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象华北一样,东北在沙俄军队的铁蹄下陷入一片恐怖与死亡之中。历史悠久的瑷珲城只剩下残垣断壁,嵩□的《洋事记册》中记载俄国在哈尔滨的暴行:“据六起四扎兰委参领承铨报称:哈尔滨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妇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杀者不下万户。”(《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207页)对吉林、盛京的毁坏也很厉害,沈阳故宫的图书挡案舆图和贵重文物被抢劫一空。当时侨居在俄属尼布楚、司特例律、伯力、和海参威等地的中国人也不能幸免,他们屠戮的东北人民,据统计,先后在二十万人以上。在海兰泡,一次被驱入黑龙江而淹死的就达六千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海兰泡惨案。
沙俄侵略者吞并我国东北的野心和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俄斗争,著名的抗俄英雄刘永和所率领的忠义军活跃于吉林省东南部辽宁省东部,他们以“御俄寇、复国土”为号召,坚持抗战达三年之久,“其东南一路,吉洞峪为险固之区,团练尤齐,聚旗往依者以千万计,可见人心尚固。兼之马贼纷扰,动与俄人为难。此时俄亦穷于收拾。”(《义和团档案史料》第642页)人民的斗争对沙俄来说,是无法克服的异常可怕的力量。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谈及沙俄在东北的狼狈处境:“在东北常有武器完备的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安。”(《义和团》卷3,第82页)沙俄陆军大臣对此也颇有感受:“住在南满的俄国军队是分散而被包围在敌视我们的中国群众之中。”(《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97页)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做策略上的改变。一九○二年四月和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军完毕。但到一九○三年,沙俄竟违约拒不撤兵,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多次集会,发起“拒俄”运动。他们慷慨演说,主张“力拒俄约”(《拒俄运动》第61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每次到会者达千余人。至四月上旬,已到撤兵第二期,沙皇政府不但仍不撤兵,反而变本加厉,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四月廿七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呼吁抗击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到各界热烈响应。这样,“拒俄”运动成为全国规模的一次反帝爱国斗争。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用行动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拒俄运动,他们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热血、冒白刃,岸然挟万死不返之心”(《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转引自《拒俄运动》第113页),不但有力地声援了国内的爱国运动,而且有很多人离日回国,直接参加斗争,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广大爱国者的思想在斗争中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看到帝国主义的凶恶和清王朝的腐败,认识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国。继而由拒俄而反满,由爱国而革命。这次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交锋,它把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推向空前的高潮,为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全国规模的推进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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