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拉——从胜利到泥沼
     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葡萄牙里斯本首都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VilaMorena）的歌曲，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这场由一群左翼激进青年军人实施的政变迅速成功。到上午时分，人群如潮涌入街头，向进入首都的士兵欢呼，并且把康乃馨插在他们的步枪筒中。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MarcelloCaetano）已经宣布下野并于次日流亡。很少有人知道，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将很快波及非洲，并最终对两个超级大国和古巴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按照激进的新总统斯皮诺拉将军的说法，葡萄牙新政府上台的首要举动，就是要把自己从这个“非洲越南”的泥沼中拖出来。15万军人，伤亡数字已经达到3.5万人，1971年，安哥拉军费已经达到3.98亿美元，占据了财政开支的40%。“葡萄牙撤军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立刻使得各股独立运动组织挥戈相向：刚果（金）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与南非支持的由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和接受苏联援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很快在安哥拉各处交火。对此，古巴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批500名军事顾问前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协助训练MPLA部队。1975年1月15日，葡萄牙与冲突各方签订了阿尔沃协议，一致同意在10个月后实现安哥拉独立，并由三方协作建立过渡政府。”
     “当时在华盛顿看来，占据首都的MPLA，无疑是苏联在非洲野心勃勃扩张行动的重要代理人。”克里夫·福斯告诉本刊记者，“福特总统指令中情局暗中向FLNA与UNITA输送武器，军援数量从600万美元迅速增长至3170万美元。”在过渡政府于1月31日成立后不到24小时，各方即大开杀戒，恐惧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独立的南非也派遣军队进入安哥拉。11月初，卡斯特罗批转了代号“卡罗塔行动”的军事援助方案，隶属内务部的特种部队与重型炮兵搭乘运输机直接飞往安哥拉，海军与商船队负责输送其他后续部队和装备。当年11月11日（安哥拉独立日），在古巴援助下的MPLA完全控制了首都罗安达，在距离首都200公里左右的克维河畔阻止了南非干涉部队，并收复了安哥拉的富产石油的经济命脉卡宾达省。
     克里夫·福斯说，相对于古巴的反应迅捷，当时苏联的反应却是游移不定且姗姗来迟。直到1976年1月8日，苏联才派飞机从哈瓦那运输军火与部队，16日才与古巴签军事协同，表明将在该月底运送武器至安哥拉，并宣布直接供应古巴2500万美元军火，并使用安-22巨型军用运输机，将古巴革命空军的米格-21MF和米格-17F战斗机运往安哥拉。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坦承，古巴对MPLA的大规模直接援助，是“突然起来的自作主张，完全没有与我们采取协商”。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为迟疑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爱德华·乔治告诉本刊记者，“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激进好斗政策将‘冷战’冲突水平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而它奉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使得它只有在古巴显示了全力支持的决心后，才半心半意地进行援助，间接使其在非洲成为抵抗殖民压迫和资本主义垄断的真正领袖与代言人。”
     从现存的许多记述里，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与古巴当时所背负之责任。身为卡氏密友的著名哥伦比亚作家加里布艾尔·加西亚·马奎斯，在自传中回忆说：“菲德尔始终高度关注着非洲分分秒秒的局势变化，亲自制定每一批运往安哥拉的援助物资装船清单，选定军事顾问团成员，对安哥拉地图上的每一个点和地名都稔熟于心，能够随口说出任意一项统计数字。当战局吃紧时，他能够和参谋们一起在作战会议室内连续开上14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不眠不休，和MPLA的战地指挥官保持即时联络，丝毫不顾6个小时的时差，仿佛这场战争决定的不是一个位于遥远热带大陆上国家的命运，而是古巴本身的命运。”
     1976年2月，随着MPLA在安哥拉压倒性的胜利，卡斯特罗和古巴在第三世界中作为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倡导者和领袖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苏联。1977年，他访问罗安达时，受到了民众前所未有的隆重欢迎和礼遇，他信心十足地计划，于明年撤回大部分古巴军队，仅留下一支规模不大的支援部队和一个军事顾问团。然而，问题接踵而来，安哥拉境内的扎伊尔（即刚果金）流亡者开始以游击战形势骚扰沙巴区，联合国强烈要求安哥拉政府与古巴迅速解决这一问题。5月，一群心怀不满的军官又发动了一起旨在推翻内图的军事政变，在南部边境，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在南非支持下，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反政府武装，控制范围甚至达到安哥拉中部。在这种情况下，本想将安哥拉与中非变成“美国和其他殖民帝国主义者的越南”的古巴，发现自己和敌人一样，陷入了一个同样的战争泥沼。
     对众多古巴志愿军人来说，在安哥拉的岁月极为艰苦。“整整6个月，除了野生香蕉与木薯，每天的供给就是听装午餐肉，一连6个月，都是如此。”一位古巴军事顾问回忆说，“接下来，菜谱变了，又是6个月一成不变的玉米粒配咸牛肉，我们吃什么，完全取决于下一艘古巴运输船的装船清单。”从罗安达港口卸下的物资，通常要耗费1个月左右时间才能抵达卢班戈、库内内等南部地区。在被暴雨反复冲刷的简易公路上，被称为“Caravanas”，由排雷推土机、BTR-60装甲车和苏制卡车组成的运输车队只能小心翼翼地沿着先行者的车辙缓慢行驶，随时要应对UNITA游击队的伏击和地雷。1983年，古巴驻安哥拉军事力量的人数已经突破了5万，然而UNITA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也以强硬的反苏、反古姿态，获得了里根政府与南非白人政权的青睐，实力迅速壮大。1987年11月至1988年3月，奎托·夸纳瓦累之战，是首次古巴援安部队与南非军队的直接大规模交火，虽然双方都以胜利者自居，但实则已经精疲力竭：1988年12月，南非允诺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独立，而古巴在付出了伤亡1.4万人的代价后，则宣布将撤回驻扎在安哥拉的所有军事力量。
    难以定论的古巴之路
     如何评价古巴在非洲近30年大张旗鼓、倾力而为的努力？尽管许多西方右倾保守政治研究者和评论家将古巴的非洲冒险斥为苏联“冷战”阴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毫无疑问的是，此类行动难以用冷酷的现实政治加以评价。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思大学教授葛雷·杰西在《互有冲突的使命：哈瓦那、华盛顿与非洲》（ConflictingMissions：Havana，WashingtonandAfrica，1959～1976）中坦承：“（古巴的举动）虽有含混的扩张和安全意图，但仍反映了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无论在大国或小国的外交事务中，都非寻常可见之现象。”克里夫·福斯教授则以数字作为旁证，向本刊记者说明，从1975至1991年，安哥拉仅为古巴工程人员和医疗志愿者支付了大约2500万美元的费用，另有5亿美元支付古巴军事援助，相对于古巴16年间的庞大投入，无疑是九牛一毛。何况古巴军人纪律严明、令行畅通，也是西方史家不能回避的事实。例如1976年2月8日，古巴革命空军驻安哥拉的米格-21中队指挥官、参加过猪猡湾战役的老兵拉斐尔·德尔·皮诺上校驾驶着他的米格-21MF，拯救了一支陷入重围的16人的古巴与MPLA巡逻队，直到古巴革命空军的米-8运输直升机将巡逻队从重围中安全救出。然而皮诺上校的英雄行为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去职，理由是违反了古巴革命空军“在没有得到哈瓦那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进行对地攻击行动”的条令。不仅如此，古巴在派送军事顾问之外，亦有大批工程和医疗援助人员赴非。据统计，在顶峰时期，安哥拉2/3的医疗人员为古巴志愿者，仅仅在1977年1月至9月，古巴医疗卫生队就在MPLA控制区内出诊超过100万次，实施外科手术16万例，而自身付出了超过3000人的伤亡代价。如果从1975至1991年计算，则累计有43万名古巴人，约占古巴当时人口的5%，牵涉入这一被称为“非洲人民战争”的创举。
     当然，无可讳言的是，卡斯特罗关于将非洲“从原始社会直接推进社会主义”的宏大理想最终未能实现。“随着‘冷战’和苏联主导经互会体制的终结，古巴最终失去了大规模援外行动所需的实力，而非洲社会仓促现代化所造成的政治、社会诸多矛盾，也非其凭借一己之力能够结局。”爱德华·乔治告诉本刊记者，“古巴先后军援之几内亚比绍、刚果、安哥拉，至今仍然饱受政变、内战、自然灾害的蹂躏，经济停滞不前。”截至2002年，安哥拉内战至少造成了300亿美元的直接战争损失，50万人死亡，另有200万人流离失所，成为滞留在刚果（金）和赞比亚境内的难民。全国90%的农地被抛荒，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钻石开采量从独立前的240万克拉下降至70万克拉，26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古巴失败了么？我并不那么看，古巴自革命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第三世界政治合作理念，包含了格瓦拉的浪漫理想主义以及卡斯特罗务实而灵活的判断，从而始终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寄托。”克里夫·福斯对本刊记者说，“截至2008年，包括智利的查韦斯、巴西总统卢拉在内，拉美有6个国家政府为左翼激进改革派。2008年12月，在墨西哥萨卡特卡斯举行的里约集团27次部长会议上，被拉丁美洲排斥了40年的古巴被重新接纳为会员国，而美国代表则缺席会议，取代古巴成为‘美洲最孤独的人’。”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非洲纳米比亚的最终独立，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消失，都可以被看做肇于古巴援安之举。正如1991年7月纳尔逊·曼德拉访问哈瓦那时对卡斯特罗所说的那样：“古巴15年来的所作所为，堪称非洲历史之转折点。”■
     （感谢爱德华·乔治和克里夫·福斯为本文提供的资料和大力帮助；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切·格瓦拉《非洲之梦——刚果游击战日记》；爱德华·乔治《从格瓦拉到奎托·夸纳瓦累：古巴在安哥拉》；葛雷·杰西《互有冲突的使命：哈瓦那、华盛顿与非洲》；克里夫·福斯《卡斯特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