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下，五十年代中国形成了学习苏联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五十年代前期的几年里，中国翻译出版了数千种和数万册苏联书籍，广泛介绍宣传苏联经验；大批苏联专家来华，直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传播苏联的科技和经验；苏联还通过接收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培养中国专家。此外，苏联还援助了大量的经济物资，援建了大批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应该说，这一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运动是有成效的，苏联的帮助也确实是雪中送炭，其国际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中国人民。薄一波回忆当年情形，无不感慨地说：“每当回顾‘156’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
     全面学习的结果是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整体移植。理论指导方面，中国强调苏联经验的规律性，突出斗争路线；经济建设方面，建立高度集中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体系；政治组织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文教方面则实施突出工科，削弱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高校院系调整。这一高度集中的制度模式，在建立之初，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但其僵化、封闭的弊病在不久后的实践中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1956年中苏都进行政策性调整的现实因素。
    苏联的错误难免，“以苏为鉴”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发生变化。首先，苏共党内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争论，对农业、手工业的投入加强；随后，一批重要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宣传中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也发生改变等等。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提出改革方案，引发了国内外的震动，各国共产党开始破除迷信，公开质疑苏联模式。反观中国国内，很多部门出现了对苏联经验的依赖心理，照搬、硬搬束缚了生产力，制造了浪费，制造了官僚主义。所以，毛泽东要求大家要动脑筋，多考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受苏联模式的束缚。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更多地强调为以苏为鉴，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就理论层面而言，此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其一，难免论：即苏联所犯的错误是难免的，有一定的必然性。1956年3月在讨论苏联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的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
     其二，鉴戒论：即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对苏联经验进行科学分析。一方面，要求对待苏联经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不从之”。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苏联要结合本国国情，不能照抄、硬搬。毛泽东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特点结合起来……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也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所以“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实践层面，毛泽东以苏为鉴，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的国情。他开始具体调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方法原则。
     首先，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针对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求“国家和工厂的关系上，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方面，强调继续进行适当的调整，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其次，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毛泽东鉴于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的错误，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反对个人崇拜。
     最后，关于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针问题。鉴于苏联文化体制僵化、教条主义的弊端，毛泽东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毛泽东专门批评了斯大林的哲学，说他“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这样，毛泽东对苏联的错误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及时作出了调整，帮助人们对苏联经验有了更科学的认识，也保证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