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联辩护，“反对修正主义”
     1956年是中国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的高潮期，也是毛泽东强调“以苏为鉴”最集中的时期。毛泽东指导方针的转变，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某些部门出现了“一种对苏联专家冷淡、疏远，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甚至傲慢无理的现象”。与国内情况不同，国际形势较为复杂。西方掀起反苏反共的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波匈事件，全面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于11月11日在普拉演说中第一次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这股反苏反共高潮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切。
     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全面否定斯大林。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卡尔、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掉。我们第一条是保护苏联，第二条也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不像那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在12月23、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认为“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并开始把十月革命上升到规律的层面加以维护，不再提“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而是指出“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特别讲到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的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对苏联有批判有维护，但关注点是逐渐转向维护苏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注点的转变？除了当时的客观环境外，更重要的是与毛泽东本人的认识和判断有关。其一，毛泽东始终是维护斯大林的，即使在集中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时候，这种态度也不曾改变。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坚持三七分，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当国内外对斯大林、对苏联的批判演变为全盘否定时，毛泽东给予苏联有力支持。
     其二，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或者说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坚信不疑的。他所总结的苏联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包括：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共产主义政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国有化、集体化；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原则等。这些原则都是毛泽东倾其一生所追求、所维护的。从全面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再到维护苏联，他的出发点始终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反对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当赫鲁晓夫从局部的政策调整转向全面推行“三和政策”，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时，毛泽东认定其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搞修正主义，并由此对赫鲁晓夫进行批判。曾经劝赫鲁晓夫“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也正是为了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开始在国际上反修，在国内防修，进而将中国推向越来越左的道路。而历史却证明，赫鲁晓夫关于现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判断，关于在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点，以及其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某些改革措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总之，毛泽东这一时期对苏联的认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基本判断一直没有质的变化，即认为斯大林模式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纯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有普遍意义上的规律性。但是，事实上斯大林模式也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它所具有的规律性是有特定的时空条件限制的。二战后，当世界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提出经济管理科学化和政治决策民主化的更改要求时，它日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就中国国内而言，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显现了出来。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选择更应该是创新、求实的改革，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言：“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