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走进审判室的是特鲁别茨科伊。他经历了与别尔嘉耶夫类似的审问过程，连审判员所提的问题都一模一样。审问结束后审判员立即宣布：“你涉嫌触犯有关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条款，将要被判处最高刑罚--枪决”。
    整个审讯室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审讯员突然问道：“您愿不愿用出国来代替枪决？”
     特鲁别茨科伊一时惊讶得说不话来。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对一个最无辜的苏维埃公民来说，获得出境许可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特鲁别茨伊还是一个“犯人”。
     审判员的劝说更特鲁别茨科伊感到不可思议：走吧，想想您在这边过的什么日子，在这里你会消失，但是出去之后人们会把你看得像金子一样珍贵，您还能见到您国外的兄弟。这是德国领事馆的护照，签字吧！
     这是不是秘密警察的圈套？他们是不是想寻找到我准备逃往国外的证据？特鲁别茨科伊不敢相信他的耳朵。生活经验使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拒绝签字。两周后，在著名的秘密警察阿尔图佐夫的仔细劝说下，特鲁别茨伊答应被驱逐，并签下保证书：如果再出现在苏维埃境内，就会被枪决。
     就这样，特鲁别茨科伊和别尔嘉耶夫一样，被“依法”驱逐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所有被逮捕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千篇一律的审问，大同小异的判决，一模一样的命运--驱逐出境。
    “净化”俄罗斯
     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访时，第一次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解释了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原因：“我们驱逐或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士，在政治上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是我们可能的敌人手中潜在的武器。在军事状况复杂化……的新形势下，所有这些不调和和又不悔改的人士就将成为敌人的军事政治间谍。而我们将不得不按照战争法枪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和平时期，预先驱逐他们更好。”
     托洛茨基称这次行动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关于此次事件的交流中，只有冰冷的匕首和子弹，没有温情的“人道主义”。
     1922年初，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首次提到驱逐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合适的地方”。
     5月19日，列宁在写信给捷尔任斯，他要求捷尔任斯基有计划地抓捕反苏知识分子，并把他们驱逐出境。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强烈批评这些“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有历史学家解释说，这似乎是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内战结束后维护革命组织纯洁性的措施。曾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此时被认为变成了敌人。于是，这些极具号召力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为苏维埃政权亟待消灭的对象。
     在苏维埃政权制定的“政治履历”中，这些“反苏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某一党派--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或人民社会党，哪怕是某党前党员。而那些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人，则是被指出具有某党倾向或同情某党。别尔嘉耶夫的“政治鉴定”中如是写道：“君主主义者，后来是立宪民主党”。哲学家斯捷蓬则被“鉴定”具有“社会革命党倾向”。
     但是，并非所有被驱逐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彼得格勒大学教授卡尔萨文是一位完全的无党派人士，他的“政治鉴定”中这样写道：“完全陷入神秘主义，不做任何工作”。哲学教授伊里因的“政治鉴定”里，同样看不到任何政党字眼，只是笼统地说他“反苏情绪明确”。
     对此，别尔嘉耶夫有深刻的洞见：“（知识精英）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驱逐”。内战结束后，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已经被消灭。这些“不与新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成为布尔什维克统一意识形态、建立专政的最大障碍。他们手无寸铁，即使参与一些秘密结社活动，无非就是讨论学术，散布思想，根本不足以动摇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可能突破红色专政的意识形态。只有清除他们，才能真正“净化”俄罗斯。正如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便条中所说：“我们要彻底净化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