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将这一特殊时期视为“纸上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先后查封了《经济学家》、《经济复兴》、《文学之家年鉴》、《思想》等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将那些“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教授和学生清除高校，抓捕异议者，强制使用新的教育课本，并采取初步措施创建一个新的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新阶层，以实现意识形态形态的大统一，将权力集中于铁腕人物手中。“1922年，列宁将这些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之后，这场冲突才真正结束”。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层们，显然经过了深入讨论才决定以驱逐代替枪决。因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拟订的217名驱逐对象中，大多数都是享誉欧洲的知识分子，处决他们将会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的“良好”形象。
     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政权不会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让这些知识分子在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腐朽”之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美好，从而改造自己。别尔嘉耶夫离开的前夕，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主席曾对他说：“克里姆林宫希望，到了西欧后您会明白真理在哪一边”。
    离别时刻
     得知自己将被驱逐之后，别尔嘉耶夫的内心一直很矛盾。离开祖国和亲人，让他忧伤难受，而且他排斥移民，不想加入移民界。但同时他也有另外一种感觉：“我将去到一个更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
     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矛盾心情。但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感伤或幻想，国家政治保卫局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很有限：一周或十天。他们匆忙收拾行李，处理公私事务，最重要的他们得凑集经费，因为他们要自己承担出境所需的所有费用。
     倒是国家保卫处还没有做好准备，资金迟迟没有到位，签证问题也遇到麻烦。这些命运未卜的人们在莫斯科滞留了整整一个多月。等待中的人们开始焦虑、不安。他们深知，只要他们还没离开，领袖的一句话，秘密警察的一粒子弹，都可以随时让他们失去生命。现在，他们渴望被早点驱逐了。
     这段时间内，别尔嘉耶夫和作家奥索尔金作为“流放组织”的负责人，一直在为诸多事情忙碌：张罗外币，商讨到彼得格勒的单独车厢和轮船上的舱位，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交涉，与德国大使馆商谈签证问题。有时还要接受外国报刊的采访，他们对这些未来的流亡者很感兴趣。奥索尔特金感到，他们现在暂时是共和国最自由的公民。
     9月27日，这些知识分子携家人乘火车来到彼得格勒，却被告知船要两天后才到。这一次，完全不认识的人们特别热心地搭救了这些被驱逐者。谁在彼得格勒没有能收留他们的亲人和熟人，马上就有陌生人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当时，整个俄罗斯都面临巨大的物质困难，而且把“被驱逐者”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带入家中，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所有人都立刻受到邀请。
     特鲁别茨科伊和其他几名被驱逐者受邀来到一个知识分子家里，他是彼得格勒一家公共图书馆的主任。面对好心的收留者，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担心好心人因为他们而受到牵连。他们十分想离开，“每一分钟似乎都是双倍的煎熬”。别尔嘉耶夫则住在老朋友洛斯基的家中，在书房的沙发上休息。或许是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事情，离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恶梦，大喊大叫，吓坏了房间里的其他人。
     终于，1922年9月29日，30多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亲属登上了“哈肯船长号”。第二天早晨，特鲁别茨科伊醒来，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超过预定时间几个小时了，船却还在原地。
    “怎么回事？”“是船长还没获得出发许可。”“为什么？”“不知道。”
    等了很久，船终于开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拿到护照，秘密警察也没下船。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要把我们押到另外一个地方？
     正当他们惶恐不安之时，一艘小船驶近，秘密警察们下了船。随后，大家都拿到了自己的护照。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从心里掉了下去。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就在前几天，他们还渴望着被早些驱逐，而现在，离别的忧思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特鲁别茨科伊在后来回忆说：“揪心的伤感控制了我。我眼睛死死盯住最后一片故土。令人绝望的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大海、灰蒙蒙的灯塔侧影、甚至海鸥不知为社么也是灰色的。忧愁、伤感、绝望！……但这毕竟是俄罗斯，我们父辈和祖父辈的国度。”
    岸边，还有人在为他们送行。甚至有秘密警察也脱下帽子，向他们挥手，大喊：“我们都是俄罗斯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