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病症，被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美国精神病学家Rache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因为“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若能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治疗，将能大大减少军队的精神病减员。”
     事实上，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美军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场战争及此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军精神疾病退役人员均占总数的1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7830名精神症患者被解除兵役，占解除兵役总人数的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患精神疾病退役的官兵为312354人，占减员总数的33.6%。
    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
     并不是每个志愿军精神病人都象马玉堂一样，保存下了较详细的病案记录。随着医护人员一代代更替，他们的生平事迹渐渐湮没无闻，甚至连籍贯、部队番号、年龄等基本信息也变得模糊。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档案里，从老医护人员口中，从他们故乡的亲友述说中，试着去完成一幅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拼图。
    湖州三院院办主任马琼芳说，三院早年多次搬迁，档案也有部分散失。如今病案室里“或许还有一些”。
     医院病案室里，确实还保存着一个敞开着的旧纸板箱，装着100来份牛皮纸档案袋，有的纸袋上注明着“牺牲”或是“死亡”。还有10来本鲜红封面的军人退役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档案袋。
    每个档案袋里的材料多寡不一，大多只有一份军人登记表或是退役证明。仅有个别袋里存放有病历，或是审查材料、询问笔录。
    随手打开一本军人退役证，发黄的相片和纸张粘在了一起。显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翻动、注目过这些曾充满英武气息的青春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