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兵中，绝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12军34师102团。12军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6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上甘岭战役之惨烈，一直被公认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前后历时43天，“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志愿军固守的两山头发射炮弹共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顶部，竟被炸弹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学者指出，枪、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没有直接造成杀伤，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也会对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他们把“战争应激反应”称为“炮弹休克”。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归俘洪朝林
    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弹药手洪朝林，就是在战场上激发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40军率先入朝作战，收复平壤、越过三八线、徒涉临津江，一路杀去，势不可挡。
    然而在“不到汉城的一个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军俘虏了。“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
     在战俘营里，洪朝林先是被拉去“听讲耶稣”，而后又有美军心理战部队、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合志愿军叛徒，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在志愿军战俘的胸口和双臂等处强行刺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传口号，洪朝林也未曾幸免。
     1953年8月，作为6000多名被遗返战俘之一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回到了国内，安顿在辽宁省第十康复医院里。在这里，洪朝林开始整天“乱跑乱闹”，在理发馆理了发不给钱，嫌弃鞋小穿不进去乱发脾气，还在牛奶碗里小便。
    院方最初怀疑洪朝林是“胡说装疯”，理由是“初入院不说话，有一次打麻药痛得受不了就开口了”。
     “反动刺字”及国民党旧军人履历，使得洪朝林在此后的4年间，经历了至少4次极为详尽的政治审查，留下了30多页文字材料。包括浙江与辽宁方面的往来协查公函、组织上对洪朝林的审查记录，以及洪朝林自述材料。
     这些审查记录和询问笔录条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迹，洪朝林自称“在战争中吓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时是清醒的”。
    洪朝林的档案袋，最后落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这至少证明，洪朝林在1957年后在这里休养过，甚至可能是终老。
    浙江中部浦江县潘宅镇洪田畈，一个仅有一条机耕路出入的浙中小山村，洪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
    洪朝林这个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以致于我们道明来意后，和他年纪相仿的邻居洪才水也大感惊诧。
    “他们一家人已经死绝了。”洪才水说，洪朝林最后在世的亲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
     和绝大多数乡亲一样，洪朝林念了三年小学勉强识字后，就辍学回家了。他家出身中农，有几亩水田。如无意外，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然后盼个儿孙满堂，顺理成章地奔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心目中理想的人生结局。
     只是，大时代的巨浪中，小人物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1946年6月的一天里改变：母亲渐渐远去的哭喊声中，19岁的洪朝林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
     两年零三个月后，洪朝林以国民党军93军“解放官兵”的身份，在辽西会战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0军，然后跟随四野大部队南下，从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洪才水说，1950年代，洪朝林曾经回到过老家一趟。那时，洪朝林的父亲已经去世。
     “他有时神经兮兮的，有时又很正常。”洪才水说，洪朝林只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原因是“病情时好时坏，痛苦难耐”，据说“又回部队治病了”。他已记不起洪朝林那一趟回家的确切时间，也从来不知道洪朝林参加过朝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