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陈毅（左一），粟裕（右一）等人在山东淄博大矿地召开的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合影
     在人民军队战史上，集中兵力与分兵的争论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了。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分兵的。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1929年4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针对当时中共中央的分兵建议陈述了反对分兵的理由：“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其中提到：“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
    在信中，毛泽东对有的同志指责他“一味反对分兵”，作了唯物辩证的辩解：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时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基于上述认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对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之“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作出这样的规定：“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是反对分兵论者的理论武器！
    “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1946年9月16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两个多月后，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党内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毛泽东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他还特别提醒：“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共中央于1946年9月23日指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会合在一起进行作战。9月2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张鼎丞（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华中军区政委）、曾山（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并告粟裕、谭震林：“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陈、粟于12月15日至19日共同指挥了宿北战役，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等部2.1万余人，华东战局转趋主动。
     1947年1月下旬，华东全军实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番号，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下辖12个纵队。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三人成为华野的“三驾马车”，“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同年3月，国民党军被迫缩短战线，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集中24个整编师，采取密集平推、稳扎稳打、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向鲁中推进，华野大军“一时间感到无处下口”。5月4日，毛泽东致电华野领导人陈、粟、谭“传经送宝”：“（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电文主旨，不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5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陈、粟、谭，继续强调：“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粟裕心领神会，利用敌人的骄狂心理，于5月13日至16日发动孟良崮战役，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2万人。
     5月22日，毛泽东发来电报，高屋建瓴地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电文同时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显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新精神，是以山东战场为全国战场的轴心，华野坚持现地作战的意义和任务显然都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