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地形一无所知，我们企图利用的地图则错误百出，这使敌人占了更多的便宜。熟悉地形也成了他们的一种秘密武器。我们查找的道路实际上常常都不存在，或者竞是些轮式车辆根本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
     与朝鲜险恶的地形不同，朝鲜人民十分殷勤好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是温顺和善的百姓。经过适当的训练。他们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是非常俭朴的农民。他们也是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对日本人怀有上百年的深仇大恨；对残暴的日本警察至今耿耿于怀。朝鲜人象爱尔兰人一样喜欢我行我素，喜欢绝对个人自由，因而也就象爱尔兰人一贯表现的那样不大可能屈服于强加给他们的政治统一。朝鲜人没有受过自治训练，使用现代化机械设备的训练也很差，所以，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现代化国家，他们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她们不熟悉我们的各种习惯，我们亦无力打破坚实的语言障碍。加之在与他们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又办了那么多轻率疏忽的事情，因此，相互间进行合作极极其困难的，尤其当极大的危险迫在眉睫，来不及制定计划或拟定草约时，这种含作便更趋困难。
     美国知道朝鲜（从前，我们的地理书上写作“高丽”）的存在是相当近期的事情，外交上与之发生联系的时间则更短，一八三三年，热衷于打开日本门户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对同朝鲜进行贸易曾表示过一定的兴趣。可是，即使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之后，朝鲜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一八六六年，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朝鲜被处以死刑，被触怒的法、美两国政府曾一度准备联合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幸而后来放弃了此项计划。但是，此后为能与朝鲜谈判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结果，美国诲军舰艇同朝鲜海岸炮乓发生了炮战并捉到了几个朝鲜俘虏。然而，为进行谈判，我们仍坚持做出种种努力。一开始由日本居中调解，以后则改由中国担当调解人。一八八二年，我们与朝鲜的第一个条约终于在天津签订，从而使美国与朝鲜王国之间建立了商务关系。该条约尤其引人注肩的一个特点是含有这样一项条款：保证“两国之任何一国受到他国不公正对待时，要相互支援”。究竟何为“不公正对待”，在尔后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国对这一词义的理解似乎相当地狭窄。
     在后来的儿乎所有有关朝鲜问题的条约、文件、决定和宣言中“独立”一词一再反复出现。可是，自从在天津签订条约之后，独立一直不过是个神话而己。对我们来说，独立只意味着我们强制朝鲜遵守其贸易协定，而当其他国家为占领和剥削这个“清晨静谧的国土”而相互争斗时，我们则不进行干预。
     在天津签订条约时，我们曾明确承认中国对朝鲜所拥有的主权。后来，当日本和中国都力图控制朝鲜时，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当我驻朝使节对中国努力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满、遭到中国驻扎官的反对时，我们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节。一八九四年，当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终于酿成战争时，我们又一次尽力避免站在任何一边；而将所做的一切仅仅局限于表达一种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近邻国家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外交上“勾销”朝鲜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逊还不会拼写自已的姓名时就已奠定了基础。
     中日冲突期间，我们拒绝了英国要我们与德国、俄国和法国间它一起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干预的建议。后来，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之后，我们在承认日本权利的同时再一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俄国与日本之间为了朝鲜半岛而开始争夺时，我国国务院责成我驻汉城公使，要他告诫当地的全体美国人不得发表任何反日言论。
     在此后二十年中，朝鲜曾两次请求我们实践原定的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誓约。但是，这两次我们都明确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日俄战争的头一个月，当日本把朝鲜变成一个保护国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这样的话“勾销”了朝鲜：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着朝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去反对日本人。他们（朝鲜人）依靠自己的防御力量根本无法给对方以任何打击。”这就是我们在朝鲜沦为保护国的五年和六年前对朝鲜的请求所作的答复。朝鲜的请求是要我们负责在大国间达成一项确保朝鲜完整统一的协定。通过一九○五年的塔夫脱一桂太郎协定，我们正式确定了对朝鲜的不介入政策。在协定中，我们同意日本将朝鲜置于其保护之下。
    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对我们在远东刚刚占领的菲律宾应放弃一切侵略意图。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附属国人民因威尔逊的自决权宣言而感到激动时，在朝鲜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秘密地聚集在朝鲜式的地窖里，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独立宣言。女学虫们在飘垂的袖筒中藏着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们从未引起过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怀疑，或者被无数日本奸细所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