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海外，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以过去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6页。
    李宗仁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第二年，程思远回到中国大陆，周恩来对他说：
     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搞“台湾独立”，主张台湾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69页。
     除台湾而外，李宗仁也时刻关注着中国大陆的一切。他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但是，当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对自己的失败就不再感到后悔。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的：
     虽然共产党现政权是有点蛮干，驱使人民进行迅速的建设恢复工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人民也因之受到很大的苦难，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没有内战了。此外，大陆之物质建设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对我中国人进行评价。他们将我们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并预言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我对共党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惧之心兼有。不论是谁作了这工作，国家资源是得到了很好地保护的。这样看来，我自己虽然失败，而且寄居异国，但我还是问心无愧的。《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50页。
    而对于曾经打败了他的共产党领袖们，他不再考虑什么恩怨，而是渐渐有了好感，不愿与之为敌了。他说：
     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北京）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4页。
    关于李宗仁对共产党认识转变原因，他的儿子幼邻曾有过这样的分析：
     父亲在美国期间，有三件大事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第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第二，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名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苏联才有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像要平分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打破了他们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亲常慨叹，我们统治国家多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李幼邻：《父亲晚年思想有转变》，《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第239页。
    李宗仁是诚心诚意地服输，没有半点虚假。据意大利《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1963年对李的采访，李坦言如下：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奥古斯托·玛赛丽：《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第238页。
     李宗仁对于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使许多人不能理解。来自台湾方面的攻击自不待言，就是他在美国的一些熟人，甚至他的妻子，有时都觉得他的那些思想难以接受。经常到李宗仁家去玩麻将的黄纫秋女士，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1959年在美国的李宗仁家中找不到牌脚时，照例李先生必定为共产党作些义务宣传，又劝我们带着孩子回国求学和做事。但那时我已离国多年，孩子们均在国外受的教育，除老大外，余者均不识中文。我说：“回国服务很有问题。”李说：“你应为你的第三代着想呀！不要将来作亡国奴！”我笑答：“我现在连第二代也管不了，还管什么第三代呀？”李又把他从香港航邮寄来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看来的新闻为证说：“我们从事革命三十多年，没有把中国搞好，你看共产党仅十几年就把中国变成了强国，我真是佩服他们哟！”本来在厨房烧饭的郭德洁（因厨房和客厅相连，无门）跑出来对李大声说：“你一天到晚尽是佩服共产党，共产党杀了你的兄弟和妹夫，你还要说他们好。要回去，你回去，我是要在美国的……”李即答：“他们要反对它怎不挨杀呢？革命嘛，哪个不杀人？我也杀了不少人咧！”黄纫秋：《桂系旧事，梦断还牵--兼识李宗仁夫妇其人其事》，香港《中报月刊》，1981年第14期。转引申晓云、李静之前揭书，第393页。
    李宗仁没有必要向妻子和牌友隐瞒自己的观点，以上所述，应该说是反映出了李的真实思想。
     李宗仁如饥似渴地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祖国的消息，经常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而感到兴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厌倦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思乡之情与日增长，最后终于产生了回归祖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