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杨绛先生的生日, 尽管她和钱锺书先生的身影 已渐渐远去, 却从没有离开读者们的视线。 在二十世纪文化史上, 钱锺书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 他是一个孤本,最大的价值就是“后继无人”。 可如果没有杨绛,大概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孤本。 今天我们选编杨绛回忆钱锺书三段文字, 反映不同时代里这对夫妇的风华和傲骨, 作为对两位老人的思念。 哲人其萎,后世继之 01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钟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 钱锺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个钱锺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我一九三八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 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锺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洗澡》,杨绛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 02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 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锺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锺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那时,我们住的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 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锺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锺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锺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锺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 袁辞去后,我和锺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锺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我们仨》,杨绛 著,三联书店,2003年7月) 03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锺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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