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离那个国民党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1927年，已经过去了太长时间，当年的腥风血雨，早已被历史的晨风暮霭吹拂殆尽。中华民族据说与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且自古信奉“和为贵”，是什么样的文化变异，导致当年的手足相残，从1927年开始的历史伤痛，仍然值得我们细细检视。
    手足相残鬼神惊--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7年夏，陈独秀的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在上海被捕。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盟友胡适闻讯，心急火燎地找到国民党南京政府要员吴稚晖，请他出手营救。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五四”前后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道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陈独秀同为开风气的人物。1919年岁末，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就是由吴稚晖以“志行为弟等所敬佩”的“有为之才”，推荐到法国留学的。
     令胡适大跌眼镜的是，吴稚晖竟然翻脸不认人，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通风报信。杨虎原本不知道这个自称茶房的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吴稚晖在这封发表于《申报》的公开信中指责陈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他还竭力怂恿杨虎不要手软：“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
    29岁的陈延年随即被乱刀砍死。
     自国民党“一大”后，整整一代民族精英聚集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他们在黄浦军校亲爱精诚，在北伐途中生死与共，如今竟然朋友反目，手足相残。
    昙花一现的中国“苏维埃”
     1924年1月，在广州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别开生面的政治格局。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李大钊名列5人主席团，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任中央农民部长。此时的国民党不是一个纯粹的政党，而在很大程度上更像一种容纳多种政治力量和多重政治目标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的俄国有几分相象：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苏维埃”，联手反对克伦斯基政府；国民党则既接纳共产党，又联络反戈一击的旧军阀唐生智和冯玉祥，以求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用中共“三大”决议的话来说，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是一个“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国的“苏维埃”。
     如此别出心裁的设计出自孙中山先生。这位合纵连横的政治高手，看重共产党人“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力量”，视为“新的力量源泉”和“新血液”，想借共产党来改造和激活这个充斥投机政客和军人、“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决心接纳共产党的同时，他又在与苏俄代表越飞的联合宣言中固执地宣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他还曾把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机要秘书戴季陶臭骂过一顿。这表明，联共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基础，即使是所谓“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仍相距甚远。他自信以“共和之父”的身份接纳共产党后，主从地位不言自明。吴稚晖甚至猜测说，孙中山通过使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主义”，来逐渐“隐销其逆谋”，即消解共产主义学说乃至共产党本身。
     中共同意加入国民党也有自己的考虑。在多数中国人闻“赤化”而色变、工农运动不振的情况下，主要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所缺乏的，正是像国民党那样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的感召力。在莫斯科的劝说下，西湖会议和“三大”同意加入国民党。当年俄国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旗号夺取政权、进而过渡到一党专政的成功经验，毕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中共也有耐人寻味的保留，即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组织，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还要争取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努力扩大共产党。
     两党互有需要，又各有怀抱，有孙中山在，暂时相安无事。不幸的是，为共和革命奔走40年的中山先生很快撒手人寰，国民党后起诸领袖，无论是胡汉民、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没有中山先生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气度，因而在共产党面前既缺乏足够的诚意，也缺乏足够的自信。首先由戴季陶出面道出了他们的心病：“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它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活力，新的营养反被小团体尽量的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