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
     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与高工资、高待遇一旦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之中，进而导致政治渐趋官僚化。对于这种趋势，毛泽东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他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十分明显的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强烈起来。他对苏共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他再三提醒说“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而且后者一定占多数，因此，“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就突出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公开信在详尽地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可知，纵使几度降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中国党政高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仍旧十分巨大，“高干”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即所谓“高干”阶层。毛泽东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自然怀疑“官本位”亦即“官僚主义”已深入相当多数高级干部的骨髓之中。注意到这种背景后自不难了解，1966年“文革”的发动，固然与党内斗争有着密切关系，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他所反对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这种官僚特权阶层的代表。“文革”发动之初，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干部特权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他一度设想过并且推动过的“干部参加劳动”、“五七”干校等，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根本替代现有分配制度，或阻遏等级制负面影响的有效办法。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再也无法回到供给制去，毛泽东却还是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相信“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这样一种困惑与遗憾，一直萦绕在其脑海中，挥之不去。
    杨奎松（来源：《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