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3日，三晋大地已进入深秋。中共代表薄一波一行冒着寒冷，带着中共中央的殷切期待来到太原，与“山西王”阎锡山等实现第一次会晤。
     双方坐定，一番寒暄过后，薄一波直入正题，开诚布公地向阎锡山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
    阎锡山听后，似乎没有经过多少思考，便一一应允。
     薄一波与阎锡山“约法三章”的顺利达成，开启了阎锡山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之路，标志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一省范围内的首先胜利。
     “山西王”阎锡山，一代枭雄，是一个极为复杂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自幼习从儒家纲常，深受传统文化影响；青年时期有幸赴日留学，听从孙中山教诲；归国响应武昌起义，执掌山西政权；投靠袁世凯，跻身中原混战，乃至后来独善其身，保得山西一方安宁。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一度奉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在山西境内制造白色恐怖。经历如此丰富的“不倒翁”，何以能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接受薄一波如此“苛刻”的“约法三章”，毅然与中共携手合作，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生与斯长于斯 儒家文化受尊崇
     山西地处我国中部，多由山地和盆地组成，形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使得山西人民习惯于遵循过去的思想和制度，非常保守；而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辉煌的历史，容易使人们形成很强烈的自豪感。阎锡山出生在五台县河边村（今属于定襄县），坐落于五台山区脚下、忻定盆地边上以及滹沱河畔。这里没有幅员辽阔的平原，没有奔腾汹涌的江河，是山西较为封闭的地区之一。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当地人大多惯于安守本分，很少有离家远走的念头，喜欢祖祖辈辈栖息于本地，过安定的生活。阎锡山祖上第六代开始经商，到其祖父那一辈已经家业渐大，但仍世居五台县河边村。阎锡山执掌山西时，大量启用五台籍官员，以至于当时都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跨。”阎锡山的守土观念可见一斑。
     阎锡山青少年时代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传统儒学教育，其一生读书的时间里，有11年是在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的私塾和义塾中度过的，从四书五经到宋明理学都有涉猎，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他年近50岁还能对早年所读的经书名句背诵如流。成年后的阎锡山把孔子的一套哲学原理加以吸收和改造，变成自己的立世哲学，即“中的哲学”。对族人，他编写了大量治家格言，并手书刊石镶嵌于阎府墙壁上，用以训诫族人。对国事，他运用“中的哲学”来解决“自存与自固”问题。面对中共、日本和蒋介石这三种力量，如何能够“站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哪个又都不能踩破”？中共积极主动的“拉”，团结抗战，保家卫国；日本横行无忌的“打”，侵我山河，欺我子民；国民党处心积虑的“吞”，排斥异己，食而后快。阎锡山权衡再三：抗日，实力不够；降日，众矢之的；迎蒋，情非所愿；拒蒋，力所不及。为了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在存在中求生存”，阎锡山意识到自己必须抗日、反蒋，那么就需要找一个对自己威胁较小的对象结成同盟，而这个同盟就是中国共产党。可见，“存在就是一切”的“中的哲学”，为阎锡山接受中共的“约法三章”提供了主观可能性。用阎锡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自存自固，联日好，联俄也好，不能自存自固，联日无益，联俄也无益。”
    出国留学受震撼 归晋治理显乡情
     早年阎锡山就是很革命的。他受中国传统爱国思想和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欲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04年，清廷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施新政，派遣各省学堂里优秀学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学习的5年中，阎锡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又于1908年成为“铁血丈夫团”28个成员之一。此外，阎锡山还被日本人吃苦耐劳、爱国奉献和恪尽职守的精神所震撼，认识到我泱泱中华之所以落后，一是全民没有事业心与责任心，即不能“做甚务甚”；二是缺乏吃苦、奉献精神，“吃苦、耐劳与忍耐，是现代国家国民必具的条件”。所以，在抗战期间，他常告诫山西人民“责任是万事的梁柱，当事者无责任心，其事必定败坏”。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归国绕经朝鲜的见闻更是深深地刺痛了他。阎锡山如是写道：“经京城时间，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我窃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因我穿的是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分别。一望朝鲜大臣可怜模样，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本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视。住旅馆后，朝鲜报社记者来访，最后含泪无言而别。”从汉城到平壤后，阎锡山看见一座建筑很新的楼房，经打听，得知是妓女学校。他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
     在朝鲜的这一幕，给阎锡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他在统治山西时，常告诫山西的官员和民众：“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救国要在国未完之前努力”。并以此来勉励自己全力经营山西。比如，1935年夏，土肥原为进攻外蒙古和西伯利亚，曾亲自到五台县河边村要求阎锡山同意“借道”绥远，结果遭到阎锡山拒绝。他说：“如果你们要通过绥远，我可以告诉你们，不仅共军会从陕北开到绥远去，而且我那里有坚强的工事，我有守土之责，我一定要抗战。”
     阎锡山归国后，积极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出任山西都督。随着在山西政权的巩固，阎锡山常说：“吾为山西官，即言山西事情。”在北洋军阀混战之际，阎锡山力避战火蔓延到三晋大地，实行守土经营战略，保全了山西人民的利益。1922年9月，在整理村范乐群会上，阎锡山在同乐会场上宣言：“一村不好，村长的过；一县不好，知事的过；山西不好，省长的过。”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山西大片土地沦陷，无数民众被蹂躏，阎锡山在干部教育会上讲到：“山西人民的痛苦，为有史以来所未有；敌人最初攻来，到处焚烧杀戮，最利害的县份，房屋焚烧十分之四，人民死伤十分之三，在抗战上已蒙极大之损害，加以不良军队，任意在地方勒索，一县勒索有百万以上者，我山西人民之痛苦可谓有史以来所未见。”阎锡山言语中时时流露出对山西这块土地的热爱，对山西人民的关切。
     阎锡山这种特殊的乡土情结，成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守土抗战”的直接感情基础，也为接受薄一波的“约法三章”，尽早实现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感情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