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敌视、对抗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和美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与此同时，越美之间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了。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或者说，中国是否因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而改变了援越抗美的一贯方针呢？
     有研究者认为，在使美国人体面地结束越战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由于美国并不打算入侵北越，因而中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是有限的。相反，中国担心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越南，所以希望在河内达到其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占领南越并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亲河内的政权--之前停战。因此，在中美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中国“极力敦促河内与华盛顿和解，以使西贡政权在南方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这些说法似乎论证了越南领导人多年以后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中美实现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中国想阻止越南实现统一，迫使北越“承认南方的傀儡政权”，从而为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
    笔者不同意这种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结论。
     在60年代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和美国都同时面临着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之间的敌对和一个虎视眈眈的苏联，而且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苏联是第一威胁，是首要敌人。所以，中美双方在决定改变其外交战略，解冻双边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实力膨胀、雄心勃勃的苏联。当然，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目标是要体面地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中国则希望美国把更大的力量用于牵制苏联。
     在美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尼克松政府对越战采取降温和撤军措施，以减少中国产生在其南部边界同美国发生朝鲜战争那种冲突的担心，从而促进中美和解；华盛顿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一些战略机会，以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压服河内，从而使美国尽快脱离越战；如果不能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就将失去在亚洲安全中作为一种抗衡力量的价值，从而也难以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此，中国政府是怎样考虑的呢？中国是否出于自身的利益或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如果存在这种共同利益的话--而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呢？从表面上看，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可以集中力量与苏联进行较量，中国也可以在苏联百万大军逼近北方边境时解除后顾之忧。因此，简单的推论是中美在和解过程中必然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方针。
     然而，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画面。尽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改变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一个从理念外交到务实外交的变化过程。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由于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维和原则。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的。现实要求与美国和解，而理念要求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这是一个基本背景。而在处理对越外交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又不得不同时在中美越和中苏越两个小三角游戏中周旋。
     随着中美不断接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愈来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既要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调整其外交战略，又不能放弃一贯高举的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旗帜；既要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给中美和解的进程设置障碍；既要通过实现美国在越南的撤军来保证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又不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在同一方向构成新的威胁。简而言之，中国既要同美国发展关系，又要支持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关系松动到巴黎协定签字这一时期分几个阶段，分析在中美和解过程中，中国处理越战问题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中国对越外交方针的微妙变化及其结果。
    反对和谈，坚决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以往的僵硬立场，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与此同时，巴黎和谈正式启动。中国的外交方针仍然受到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影响，为了保障南部边境的安宁，中国坚定地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极力反对美越和谈，特别是在苏联参与斡旋的情况下。
     1968年底尼克松上台执政前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迹象。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断地做出姿态和传递信息。
     尼克松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革命性”转变的过程中，的确考虑了结束越战的问题。他认为，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并将减轻美国“撤出东南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