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判断，此期支持越南抗战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没有因中美关系的发展让中越关系受到任何损害。但同时，中国的做法也的确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明显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越军队入侵老挝的当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华大使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不可能恢复华沙会谈，但迟早是要坐下来谈的。乔还特意要求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当美国发表声明，努力使中国理解在老挝的有限目的，并在一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后，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3月初访问河内时对美国表现的克制态度：“丝毫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
    拒绝施压，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过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在越战问题上，中国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而是继续组织大规模援越，同时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除了坚决反对越南向苏联靠近，北京没有因为中美关系发展而改变对越外交的基本方针。
     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中国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
     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晋的护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时，在美国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
     越南人对此却疑虑重重。尽管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13日和14日连续同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但河内还是在《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尼克松主义”的破产》中影射了中美会谈一事。对此，周恩来心怀坦荡地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又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
     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