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对中国的全面支持固然满意，但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并平衡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越南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希望中苏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援越。中国对此明确表示反对。1971年3月初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越，专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周恩来说：“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如果我们站到苏联一边，他们就会控制我们。”同时，对范文同提出的由中国挑头组织反美日联盟阵线的建议，周恩来也未表示响应。
     这一时期，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中国没有因开展对美外交而减少对越援助。如果说前几年中国因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激进思潮以及越南与苏联日益接近有所不满的话，那么在中苏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越南党内亲华派代表人物胡志明去世以后，印度支那地区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而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有了明显加强。毛泽东在1969年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个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便“闻风而动”，成立了援越小组，并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有：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随着中美关系不断走向和解，中国的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反而日益加强。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越合作关系时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我们要了解你们的困难，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因此这些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如果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你们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周恩来还告诉范文同，对于越南定购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武器，中国主动进行了改进。两个月后，外交部就援助越南南方受灾五省问题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亲自批示将援助额度增至500万元。同年11月，中国外贸部给所属各公司下达了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的清单，要求抓紧落实，其中急需的物资“应积极设法早日交货”。
     1970年下半年，美国在对越南北方海域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加紧轰炸作为支援南方抵抗力量“生命线”的胡志明小道，每天仅向这里投弹就达3000至3500吨。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刻，周恩来派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率工作组赴越，了解越南的战时需要。工作组回国后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凡中国援建的受到战争破坏的项目，应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恢复，恢复项目一定要抢时间，要在设备材料供应方面给以优先保证；对越方提出的确实急需的新项目，也要积极承担；为了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越方筑路急需的机械要配套供应。这些建议经中央批准，在以后的援越工作中得以实施。当美国加紧轰炸“胡志明小道”，中国的援越物资不能及时运送到越南南方前线时，周恩来又派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工作组于年底去越南，并深入到胡志明小道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更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毛泽东亲自听取了李强的汇报，并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分量轻、营养丰富的压缩干粮，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周恩来甚至考虑到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为了便于搬运，指示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
     此外，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 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