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具有非凡经历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是一位活跃的左翼作家。30年代初期，他转入隐蔽战线，成了一名神秘的革命卫士。30年代中期，他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秘密使者。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在香港、上海等敌后地区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解放后，他是第一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出色地治理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但在1955年党内肃反运动中，他却被诬为“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而被捕入狱，成为建国后第一起震惊全国的大冤案。他从此销声匿迹，过了20余年的囚徒生活，直到1977年去世。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第二次国共谈判中，潘汉年是一个重要人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这一段历史，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福建事变”后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全权代表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资格谈判专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后，他就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同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进行谈判。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标志着我党与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关系的初步形成。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潘汉年还和何长工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谈判，取得成功，为中央红军顺利从南线撤离中央苏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又接受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代表中央，亲自向潘汉年交代任务，要他离开长征队伍，和陈云同志一道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如果在上海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就设法到莫斯科去，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潘汉年比陈 云先走一步。他们于1935年7月在上海会面。鉴于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暂时无法恢复党的工作的情况，他们便乘船取道海参崴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并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同船一道去莫斯科的，还有陈潭秋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
     9月下旬，潘汉年和陈云抵达莫斯科。他们本想参加共产国际的“七大”，但此时“七大”已经结束，他们只好先参加已近尾声的少共国际“六大”。10月起，潘汉年和陈云还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为王明，康生也是代表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
    在莫斯科与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的秘密接洽，拉开了国共第二次秘密谈判的序幕。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始考虑与中共秘密接洽。苏联政府也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信息：只有国共合作有了一定的进展时，才能考虑具体商谈援助中国政府抗日问题。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中共代表团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有了谈判的政治基础。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接触。
     1936年1月，回国述职后又返回莫斯科的邓文仪先尝试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代转王明，转达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但始终未有回音。邓文仪便求助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代表胡秋原，希望能转达与王明接洽的信息。
     中共代表团收到信息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虽然大家对国民党方面的真实意图无法判明，但最后决定先派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按：即副部长）的名义出面与邓文仪见面，以摸清对方虚实。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谈判的序幕。
     邓文仪在会谈中说：“我这次来莫斯科，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去直接与红军进行谈判，但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蒋先生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的。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原则和具体的合作条件，当然还要请示。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1925年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1927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