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的历史传记作家爱德华·乔治新近出版的《从格瓦拉到奎托·夸纳瓦累：古巴在安哥拉》中，爱德华·乔治坚持认为，50年前这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几乎决定了20世纪末期历史的走向。他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美国被迫在非洲与旧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一刀两断，而苏联则因失去感召力走上了更为狭隘的实力政治道路，最终导致了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冷战’的结束。”
    刚果--初战受挫
     “在革命军占领哈瓦那的一个月后，1959年2月，格瓦拉就在革命政府内建立了解放部，致力于训练、派遣古巴志愿者推翻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巴拿马的独裁政府。”爱德华·乔治告诉本刊记者，“然而随着1963年6月古巴志愿者支持的阿根廷反政府激进游击队在9个月的战斗后宣告失败，格瓦拉日益相信，除非借助他本人的天才领导与个人魅力，否则不可能成功，古巴输出革命的梦想于是也被放到了另一块远离美国干涉可能，但同样充斥贫穷和社会不公的大陆--非洲。”
     “古巴的革命输出理想，无疑是卡尔·马克思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断和从玻利瓦尔到何塞·马蒂，18世纪以来拉美独立运动精神的结合产物。”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克里夫·福斯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在被美国操控的美洲国家组织驱逐后，卡斯特罗和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迫切需要盟友。”克里夫·福斯说，自1960年开始，古巴就开始训练来自非洲的左派激进主义游击队员，1963年12月，格瓦拉本人到非洲考察，第一个选中的盟友就是比属刚果（刚果金）左翼激进反政府武装（CNL）领袖劳伦特·卡比拉。作为卢蒙巴的继任者，卡比拉面对的敌人除了美国扶植的右翼军政府莫伊斯冲伯，还有绰号“疯子麦克”的爱尔兰籍白人雇佣军刚果第五突击队，其指挥官汤玛斯·迈克尔霍尔正是电影《野鹅敢死队》中阿兰·福克纳上校的原型。
     在达累斯萨拉姆与卡比拉会面后，格瓦拉充满乐观地估计，鉴于刚果非洲中心的地理位置，一场由训练有素的游击战士发动的革命战争，将在5年内解放刚果，最终将这股革命浪潮带到非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然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非洲革命力量，党同伐异，战斗力低下且装备落后，在他的《非洲之梦--刚果游击战日记》中，格瓦拉的失望与焦虑清晰可见，当时他忍受着轻度黄热病带来的寒颤与晕眩，发现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非洲同志“酗酒、迷信巫术，甚至不敢在夜间进行侦查和偷袭行动，浪费宝贵的援助物资，唯一有把握的就是用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漫无目的地向远在几公里外的政府军据点胡乱射击”。为了迅速弥补这些劣势，格瓦拉建议将古巴军事顾问下放到游击队武装的最基层去，以便“按照最基本的战术布置任务，进行适当的指挥，并迅速抬高普通战士的基本素质”。
     很快，格瓦拉就向哈瓦那提出了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将113名古巴现役陆军军人作为顾问，直接配备给卡比拉，其他300人分小股通过坦桑尼亚进入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1965年1月，格瓦拉还在布拉柴维尔会见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为日后古巴在安哥拉的16年军事存在开启了序幕。1965年4月1日，格瓦拉正式从达累斯萨拉姆前往刚果，亲自坐镇指挥。6月20日，他命令已经接受古巴顾问训练的刚果争取全国解放阵线游击队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偷袭位于基班巴西南的本德拉水电站，然而结果令人沮丧：在9天跋涉后，已经有一半的游击队员在丛林中落伍，剩余的也被卫戍部队轻易击溃，导致20名游击队员和4名古巴军事顾问阵亡。10月，约瑟夫·卡萨武布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立刻发表声明，愿意和CNL进行谈判，并建议“一切外籍雇佣武装撤离刚果”。11月21日，切·格瓦拉率领队伍回到了坦桑尼亚，结束了他在非洲的冒险，“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并把目光转向了他革命生涯中的最后一个目标--玻利维亚。
     1960年1月，声名如日中天的切·格瓦拉率领一个古巴代表团踏上了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明白无误地预示着他将把自己的超凡影响力和指挥才能运用到一场古巴以外的第三世界武装革命中。对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来说，将火种播撒到其他地方几乎是生存的客观需要以及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出席联合国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发表题为《必须完全彻底消灭殖民主义》之演说，公开宣布“支持所有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的反抗斗争”。而同年8月8日的《时代》周刊以格瓦拉为封面，却号召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应对拉美地区中令人不安的新变化”，8个月后的猪湾事件似乎清晰地宣布，美国不能容忍在拉丁美洲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