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格瓦拉在刚果（金）的接连挫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果（布）随之成了古巴非洲革命输出的基地。“卡斯特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明智地选择了一股愿意接受古巴援助、意识形态相近的激进政治力量。”爱德华·乔治告诉本刊记者。于1963年“八月革命”中上台的新总统马桑巴·代巴急于在西方阵营之外找到同情其民族主义立场的支持者。1965年3月，250名古巴军人进驻刚果（布），古巴军事顾问团总部设在距离首都布拉柴维尔西南6公里马蒂布的基地，而国民防卫队（CDC），一支独立于刚果陆军、忠于代巴个人的武装防暴力量，也在古巴军事顾问团的亲自监督下建立。
     “在这些成功的激励下，将刚果南部饱受葡萄牙殖民统治摧残的邻国安哥拉，作为这场非洲独立运动的下一个焦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爱德华·乔治说，“然而，被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领袖奉为圭臬的游击战，其成功模式仍然不能在这里被成功拷贝。”在三股独立运动主要力量中，接受苏联援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自然成为古巴青睐的选择。1967年2月，位于安哥拉飞地卡宾达省的MPLA游击队，由古巴陆军中久负盛名的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上校一手训练的“卡梅旅”受命穿越丛林，前往安哥拉北部建立根据地。很快，这次行动变成了一场灾难，暴雨使得姆布里杰河水暴涨，不少游击队员溺亡。再加上来自刚果（金）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以及葡萄牙巡逻队的伏击，在经过79天的艰苦行军后，150人的队伍中只有21名幸存者到达了古巴军事顾问划定的“第一军区”。尽管损失了大部分力量和装备，表面上，哈瓦那宣称这次进军的意义堪比当年“格拉玛号”的顺利登陆。然而在背后，古巴和MPLA领导人都承认，缺乏地利，人数、训练都难以迅速提升的游击队不可能按照计划在安哥拉北部建立根据地。1968年5月，腹背受敌的MPLA正式将司令部迁移至赞比亚首都卢萨卡，7月31日，代巴被内古瓦比推翻，新总统对古巴疑虑重重，强烈要求哈瓦那的军事存在迅速消失。自此，古巴的非洲革命计划几乎在一夜之内宣告终结。
    安哥拉--从胜利到泥沼
     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葡萄牙里斯本首都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VilaMorena）的歌曲，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这场由一群左翼激进青年军人实施的政变迅速成功。到上午时分，人群如潮涌入街头，向进入首都的士兵欢呼，并且把康乃馨插在他们的步枪筒中。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MarcelloCaetano）已经宣布下野并于次日流亡。很少有人知道，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将很快波及非洲，并最终对两个超级大国和古巴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按照激进的新总统斯皮诺拉将军的说法，葡萄牙新政府上台的首要举动，就是要把自己从这个“非洲越南”的泥沼中拖出来。15万军人，伤亡数字已经达到3.5万人，1971年，安哥拉军费已经达到3.98亿美元，占据了财政开支的40％。“葡萄牙撤军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立刻使得各股独立运动组织挥戈相向：刚果（金）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与南非支持的由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和接受苏联援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很快在安哥拉各处交火。对此，古巴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批500名军事顾问前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协助训练MPLA部队。1975年1月15日，葡萄牙与冲突各方签订了阿尔沃协议，一致同意在10个月后实现安哥拉独立，并由三方协作建立过渡政府。”
     “当时在华盛顿看来，占据首都的MPLA，无疑是苏联在非洲野心勃勃扩张行动的重要代理人。”克里夫·福斯告诉本刊记者，“福特总统指令中情局暗中向FLNA与UNITA输送武器，军援数量从600万美元迅速增长至3170万美元。”在过渡政府于1月31日成立后不到24小时，各方即大开杀戒，恐惧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独立的南非也派遣军队进入安哥拉。11月初，卡斯特罗批转了代号“卡罗塔行动”的军事援助方案，隶属内务部的特种部队与重型炮兵搭乘运输机直接飞往安哥拉，海军与商船队负责输送其他后续部队和装备。当年11月11日（安哥拉独立日），在古巴援助下的MPLA完全控制了首都罗安达，在距离首都200公里左右的克维河畔阻止了南非干涉部队，并收复了安哥拉的富产石油的经济命脉卡宾达省。
     克里夫·福斯说，相对于古巴的反应迅捷，当时苏联的反应却是游移不定且姗姗来迟。直到1976年1月8日，苏联才派飞机从哈瓦那运输军火与部队，16日才与古巴签军事协同，表明将在该月底运送武器至安哥拉，并宣布直接供应古巴2500万美元军火，并使用安-22巨型军用运输机，将古巴革命空军的米格-21MF和米格-17F战斗机运往安哥拉。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坦承，古巴对MPLA的大规模直接援助，是“突然起来的自作主张，完全没有与我们采取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