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国一些大的计算机企业几年前就与美国计算机公司签订有协议，用户可在购买硬件的时候随机购买DOS软件系统。目前，国内大公司的销售额已经占了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仅联想一家，就占到10％。按照你们所讲的比例，中国的大公司岂不全部包括在内？难道他们与美国公司的合作都成了非法行为？ 美国的康柏、苹果、IBM等在中国卖的机器中本身就有DOS软件，有的还配有Windows软件。按照94％到98％的比例，说明美国公司本身就在搞盗版。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高的盗版比例。李先生，你要为自己的这种污蔑负责。”
     李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层。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上，美国产品占有绝对优势。美国人不仅卖硬件，同时也在卖软件，而且软件一定比硬件多得多。
     高：“中国市场上计算机合法渠道销售的软件收入，每年可达20亿人民币，如果这20亿仅占2％到6％，整个软件的收入就会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实在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既然有这20亿的收入，就说明在中国通过合法渠道是可以赚钱的，这也是美国一些大型企业来华经营的原因。”
    李：“但由于盗版问题严重，我们赚的钱不够多，我们要求中国完全消除软件盗版现象。”
     高：“完全消除？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们美国自己做到了吗？按你们自己公布的数字，美国每年盗版计算机软件造成的损失达16亿美元。请问，美国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消除盗版？”
    这句话问得李哑口无言。
    在一场“数字战”中，中方显然占了上风。
    高继续讲计算机软件问题。他讲一段，让身边的翻译翻一段，翻译翻得不准确的地方，他用英文纠正。
    李突然制止了翻译，说：“不要翻译了。我能听懂。”
    他这种做法是很不礼貌的。不让翻译，等于是剥夺了其他代表聆听中方发言的权利。
    李又说：“不要翻了，时间不多了。”
    其实还有时间，但李已显得坐立不安。看得出来，他由于在“数字战”中败了阵而老羞成怒，如果大家都听懂了，对他不利。
    中方的底牌没有用完
     美国人一直等待着对深飞的处理。他们从谈判一开始就要求中国关闭所有光盘生产厂，后来知道根本不可能，就把矛头集中对准了深飞。坎特在华盛顿曾多次扬言：不关闭深飞，谈判就不可能达成协议。
     巴尔舍夫斯基（以下简称巴）非常着急。深飞问题美国舆论已经把它炒得很凶，甚至夸大成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而深飞问题没有解决，她的中国之行也将难以交账。
    如何处理深飞，成了中方手里的一张大牌。其实，一个星期前，宣布对深飞停业整顿的决定就已经拟好。 2月26日，中国各主要报纸刊登了这条消息，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报纸在突出位置转载。
    中国没有按照美方的要求彻底关闭深飞，仅仅是宣布对其进行停业整顿。巴尽管对此很不满意，但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巴坚持要在中国建立美国的出版社、音像公司，包括独资的和合资的，从事音像等产品的出版发行业务。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坚决顶住不肯松口，成立独资的出版机构绝对不行，复制可以搞合资，但出版、发行不能搞。
     美方眼下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接受中方的一张“虚牌”--允许在音像复制领域建立合资企业。巴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中方的让步，因为中国现有的29家激光唱片复制企业中，除了深飞之外，其他28家本来就是合资企业，而且，其中有好几家是中美合资企业。这时她最担心的，是能不能向国内交账。李和莱尔建议她接受中方这张“虚牌”，因为在国内可以把“虚牌”当做“实牌”打，国会和企业界并不太明白出版与复制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真正区别，许多人以为允许复制就等于允许出版。当即，他们和华盛顿通了电话，并征得了同意。
     于是，美国人放弃了在中国创办出版社、音像制品公司和计算机软件公司的独资企业要求，放弃了合资企业从事出版、发行、销售和放映音像制品的要求。协议中写进了这么一条：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复制的中外合资企业，但其产品的销售要通过与中国出版社签订合同进行。
    这个大难题按照中方的意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