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尼谈判签订了中尼友好及通商交通协定，废除了尼泊尔在西藏近百年的特权，建立两国特别是尼藏间的正常关系，争取了尼泊尔与西藏长达千里的国界能够处于友好和平状态，从而巩固了我国西南部分边防，这是重大的收获。但是这次谈判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有些为外人所不知道的内情。
     第一是印度插手谈判。尼方提出废除旧条约要签订一个新的友好条件，照说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签订一个中尼友好条约，在50年代印度是绝对不同意，因为这样尼泊尔可在政治上完全取得自主独立，可以摆脱印度的控制。所以印度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将中尼通商协定与友好条约合并为一个协定。当潘自立大使与尼首相谈此意见时，尼首相说，我们从印度人士口中和同大使阁下的口中听到同样的意见，真是令人吃惊的事。后来我们提出一个协定两个内容即条约与友好关系同尼藏关系同一协定，尼首相对印度从北京知道协定内容很生气，说我对尼关系临于破裂边缘，怪我告诉了印度。但是他也不是很有自主的实力，只好承认“现在没有做到惹起印度发怒”。印度尼赫鲁表示很明确，中尼谈判与协定只能同中印协定一样。当时我觉得我们在尼首都谈判，在重大问题上实际是中、尼、印三方在谈判。
     第二点就是在藏尼商的影响。原来从8月中我同塔帕（尼外交部外事秘书，实际谈判负责人）谈判关于藏尼通商关系时，交谈比较顺利。到9月初，在藏尼商代表来到加德满都，提出一大堆不合理的要求，如尼商不纳税，不受检查，不限贸易地点，可以随意随地租房设站，要求给予卖货的外汇（主要指要印度卢比）、卡扎儿问题。这些要求尼方代表一一提出来，并直接说他们受到了压力不得不提出。经过多次的争论与说服，其他不合理的要求我拒绝了，最后在卡扎儿问题上作出了协定上的让步。我的感觉当时尼政府首相阿查利雅及其外交部极为软弱，最后还是尼国王下了决心签订了那个中尼协定。尼首相在签订协定后即来中国访问，除了受到极隆重的礼遇外，还获得了一千万卢比的贷款。这对当时完全在印度控制下的尼泊尔来说，在国际上和国家独立自主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功。
     1956年后，我们在西藏执行中尼协定中还遇到不少麻烦。那时我们与印度关系好，印藏贸易十分繁荣，但除亚东新来了十几家印度商人外，整个通商是由尼泊尔商人掌握的，除亚东、帕里外在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地，大半印度货物都是尼商经营的，我们既无海关，也无检查，在西藏进口货物谈不上走私，而文物、西藏出产的羊毛、麝香、皮毛、佛教珍品是禁止出口的。尼商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到处收集走私出口。
     在藏尼商居住年代久，认识人多，他们足迹可以遍及全藏，他们的消息特别灵通，传播谣言也快。他们那时认为汉人在藏不能长久，西藏局势不稳定，所以卡扎儿选籍问题成了一大难题。许多卡扎儿不选籍，要选仍选尼泊尔籍。甚至发生一些藏族子女自认为是卡扎儿而选尼籍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即停止了进行卡扎儿选籍工作，待将来局势稳定再说。这也是执行协定的一种情况。
     我们代表团在尼谈判时，受到尼方的招待，因为我在尼没有大使馆，住在尼方的国宾馆西达·礼瓦寺，这是尼国王修的王宫，有现代化（抽水马桶等）设备。
     西藏噶伦饶噶厦也是团员之一，但他不正式出面，只在我们团内部作咨询，作为我们与噶厦商讨对象。这表明我们这次中尼谈判是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进行的。那次谈判我比较忙，每天主持与尼方外事秘书谈判后、先在潘大使处汇报一天谈的情况，研究下一次会谈内容与策略，秘书们（主要是李达南与伍仪瑜）整理了会谈纪录，草拟好向外交部请示的电报，经我修改后交潘大使签字发出。然后我再陪同藏文翻译与饶噶厦噶化会谈，也是通报情况、征求意见。那时我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正好发挥积极性，多少也有点志得意满的情绪。因为是谈藏尼关系，潘大使完全放手，听取我的意见，有难决的问题请示外交部，因此，团内空气和谐，团结得好。这次谈判与中印谈判不同，中印谈判是在北京进行，由周总理亲自掌握，我不是主要谈判音，一切有外交部章汉夫主持，我是学习阶段。
     最令人头疼的是和国内外交部联系，尼泊尔没有电报局，我们自己也没带电台，一切请示、汇报的密码电报都送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发送。尼泊尔所有内外的电讯及机构都掌握在印度使馆。当我们亟须请示外交部的指示时，印度使馆的电报局迟迟不送电报来，特别是在最后定稿需要国内批准才签字时，印度电报局竟押了几天，直等到我国庆前夕才送来回电。对此，我们和尼方都知道内情，尼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尼首相要等候协定签字后即去中国北京访问，签订这个协定是他同中国友好的一个重要见面礼。印度方面见大局已定，阻挠中尼友好已不可能，而由其下属在尼的电报局搞一些小动作，已属下策、我和塔帕自然明了其中拖延的道理，都非常不满印度的做法。我私下对塔帕说，我们的关系要严防有人破坏，他非常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