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中旬，瞿秋白受共产国际之命，由苏联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可是，次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夺得中共帅旗，成为最大的赢家，而瞿秋白则蒙冤受屈，倍受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在其绝命之作《多余的话》中写道：“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是瞿秋白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李立三惹的祸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瞿秋白心悦诚服地承认了“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也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接受了教育，端正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李立三却无视“左”倾错误的血的教训，仍然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李立三所挑起的这场争论，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竟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并用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以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在斯大林的权威面前，李立三不便反驳，暂时搁置了争论。
     李立三是在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此时，中央总书记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其个人素质，怎么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不久，李立三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胆大果断的李立三实际成为中共中央负责人。
     回国后，李立三早就把斯大林的话置之脑后，开始酝酿他的中国革命高潮期的理论和实际。1930年1月，他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并警告说，“右倾危险，是有它的客观的强大的基础”。在他的反右倾、反调和的高调之下，他的大胆的冒险计划，已在积极酝酿之中。
     李立三的理想是狂热的，而性格又是粗放的，这就必然导致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判断上的轻率，作风上的专断。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式形成，并将轰轰烈烈地推行了。
     这个决议要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火车头，他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毫不怀疑，“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他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从南到北，发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并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以实现世界革命到来。
     当这个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惊讶起来，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这个发疯的冒险计划，当时在国内就遭到何孟雄、林育南等的反对，而此时的李立三，眼中所见的是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乃至世界革命的全面到来，怎容得别人的不同意见，他专横地压抑不同意见，对何孟雄、林育南等，不恰当地使用纪律，把他们当作右派给予处分。
     在党内讨论六月决议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率先表态，反对这一冒险计划。这可惹恼了李立三，他立即致电远东局，以中央的名义要求调走罗伯特，甚至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远东局。由于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他竟然又以中央的名义给斯大林写信，要求批准他的中国革命计划。
     李立三还异想天开，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伯利亚十万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
     他明知这样做，是违反共产国际纪律的，却不以为然地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
     他的暴动计划一开始便严重受挫，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损失惨重，并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所载资料统计，从1930年6月到12月，有60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省委级干部5人，特科级人员一人，农民运动干部13人，学生运动干部3人。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立三路线尽管时间短，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