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不得好报
     瞿秋白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李立三的错误就事论事，一点也不夹杂个人的情绪，他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别人倒了霉，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在逻辑推理上，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瞿秋白。
     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后，作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给三中全会定了七条原则错误，甚至说，三中全会的领导机关表现出“不健全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的7名委员，众口一词地批评三中全会，给瞿秋白加的罪名是，“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等。似乎李立三没有什么错，而瞿秋白却成了缺席被告。
     同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大肆吹捧王明等，称赞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主要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与此同时，米夫已到达中国，正紧锣密鼓，全力扶持王明等上台。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在会上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谁是两面派，谁又在搞小团体？显而易见，曼努伊斯基批评的就是瞿秋白。共产国际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与会的中国同志，张国焘、黄平和蔡和森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循着共产国际的态度，作例行性表态发言。
     曼努伊斯基既然让李立三去“揭破这个痛疮”，李立三也就顺竿而下，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李立三做了最不该做的事，就是附和曼努伊斯基，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说到底，是他太温良恭让，也就是说在处理立三错误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缺席的情况下，任人批评指责，甚至李立三也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背着“调和主义”、“小团体的代表”和“两面派”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担当中共中央负责人。于是，米夫登场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集中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而此时李立三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成为活靶子，受到会议的无情批判。会议撤消李立三、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根据米夫的旨意，将“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四中全会后，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问题作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他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却话语权，只得默默忍受屈辱，接受所有的指责，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他又能说些什么呢？谁又让他说些什么呢？米夫、王明的政治高压之下，他只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们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多余的话》中出现的如下话语：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过去就算了。”
     “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