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跃跃欲试
     中国革命出现新的危机，处此生死攸关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得不先后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处理和解决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血的失败的事实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这份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首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李立三把“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了”，“又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太低了”。立三路线错误在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上，发生了偏差，即“最近三个月来的估量是不切实，因此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也就发生不正确的地方”。
     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将革命从盲动和冒险中拯救出来。中央决定中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取消总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作。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央作出两个决议，即：《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立三路线是策略上的错误，也就是表现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
     在处理立三错误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文人的风格，不像李立三那样的大刀阔斧，他只是要求李立三作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就是在组织调整时，也是基本维持原先的中央政治局，包括李立三在内，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只是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5名改为3名：向忠发、周恩来和瞿秋白，瞿秋白成为中央的实际负责者。
     在生命终结之际，瞿秋白对三中全会作了回顾：我“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也就是说，他只是对事不对人，实际纠正了李立三的一些具体错误，而不是把李立三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自然不能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李立三不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就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政治路线的背离。可是，瞿秋白所纠正的仅仅是立三路线的策略错误，而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集中火力反右倾”，于是，他便注定要招惹来政治麻烦。
     果然不过两个月，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指出，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与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明确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接到国际来信，瞿秋白立即找李立三谈话，传达国际的指示，告诉他，共产国际已不仅仅认为他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整套错误观点，制定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是原则性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就是要将瞿秋白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而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王明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甚至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应“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态度”，王明欲取而代之，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