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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8日，姚文元在由他们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对陶铸进行诬陷，给他加上了许多大得吓人的帽子，使陶铸蒙受了不白之冤。 《评陶铸的两本书》是个政治大阴谋 陶铸的这两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 一本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的《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等10篇文章，大部分是根据陶铸对高等院校的师生、共青团干部和青年所作的讲话整理而成的，部分是为报刊撰写的。在这些文章中，陶铸结合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工作的具体情况，满腔热情地引导青年既要关心政治，又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既要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要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既要有太阳那样的宽阔胸襟，又要有松树那样的坚贞品格。这是一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唯物辩证法，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另一本是《思想·感情·文采》，主要是陶铸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196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陶铸在这些文章中，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党要按照艺术的规律来领导文艺；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要放手让作家去写作；文艺创作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以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为主，从多方面来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要充分发扬民主等等。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中肯的，富有现实意义的。这两本书出版后，在广大青年和新闻、文艺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热烈欢迎。《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出版后，重印过26次，发行150万册。 但是，就在陶铸被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后，一篇篇黑文鼓噪而上。《评陶铸的两本书》就是他们阴谋部署中重要的一着棋。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法，树立了一个诬陷革命老干部的黑“样板”，提供了一个制造冤狱的黑“经验”，在林彪一伙的“大批判”中，起到了所谓“典型示范”的作用。  蛊惑人心的“罪状” 《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万余言，字字露杀机。林彪、“四人帮”诬人治罪的家什，几乎都被姚文元搬来向陶铸打去。所谓“奴才与叛徒”，所谓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就是其中两条最蛊惑人心的“罪状”。他们妄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置陶铸于死地。 陶铸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杀了阶级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节号砍去了。并据此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如此这般，就给陶铸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结论。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还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姚文元在黑文中也闪烁其辞地说，陶铸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其实这封 “陶铸给蒋介石的信”，是“造反兵团”一伙人伪造的。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就拿来蛊惑人心，治人以罪。 姚文元抓住陶铸说过的一两句话，就把陶铸诬为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铸曾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指责为“死保各地的走资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号的帽子。就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也诬称陶铸“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就在陶铸被非法监禁8个月之后，他们又突然宣布陶铸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姚文元还在文中说：“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