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苏联解体已20多年了，似乎感觉世界上关注十月革命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事实绝非如此，看一下西方主要新闻媒体，比如纽约时报、BBC、美国之音，会发现它们格外关注十月革命。
    它们有很多文章和广电节目在评论十月革命，其中一些致力于解构那段历史。给我的感觉就是，十月革命的幽灵仍然会让西方统治者心悸，像对待中世纪女巫一样，今天的西方文化精英一定要给十月革命的棺材盖钉死最后一颗钉子。对比起来，现在国内舆论界也有一些人不惜编造谣言来对十月革命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这两个现象间的呼应令人深思。
    我不是研究俄国的，对十月革命所知甚少。既然让我来谈这个问题，我只能勉强讲一点，但一定要声明我的知识是有限的，我的观点也未必站得住，只是一些感悟而已。
    因为我对十月革命没研究，所以只能放在比较里谈。这就涉及跟谁比的问题。一般拿十月革命跟法国大革命比较的多，也有跟法国巴黎公社进行比较，把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进行比较的可能比较少。因为我做一点美国研究，所以觉得把十月革命和美国革命放在一块，没准还能比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今年正巧也是美国立宪230周年。下面我大概就四个方面讲一下。
    一、革命的第一天：谁是民主革命?
    第一个方面是民主问题，究竟美国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还是十月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这就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民主”的定义是什么，关于“民主”咱们不做学术的探讨，只选一个简单的技术标准，就是多数人的意志代表民主，那么“民主”就可以被替换为“代表多数”。记住，我这里用的民主定义是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不同的。“自由民主”其实是一种自由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场革命，各自代表着哪些人。
    这两场革命都有着一波三折的推进过程。其实很多阶段是具有可比性的。
    先看美国。
    1. 美国革命一开始是一个“少数”的革命，是商业和地主阶层发动的，主要动机是要求殖民地的自主性，维护贸易和地产阶层的利益。
    2. 为了这个目标，需要动员群众，以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为标志，很多人动员起来了，形成了革命的主体。但仍有将近一半人口不愿意独立，包括各种各样的“效忠派”，这些人在近一半的殖民地占人口多数。最终，通过迫害、驱逐和剥夺财产，要求留在英帝国内部的这一派被打压下去了，美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勉强的“多数”(故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森称美国革命是一场“内战”)。
    其实，即便是在革命的领导机关“大陆会议”内部，一开始要求从英国独立出去的也是少数，大陆会议给英国发了多次请愿书，一直在向英王申诉，只希望英帝国议会不要干预殖民地事务、北美能与英国本土取得平等的地位等。直到杰斐逊等起草《独立宣言》，明确地把脏水全部泼到了英王乔治三世的头上，北美才与英王彻底决裂。
    所以，独立革命是被少数中的少数绑架的一场革命。当然它带有一些普遍性的诉求，但是从《独立宣言》到《邦联条例》，再到《宪法》，是不断地往少数方向发展。1787年的制宪会议，本质上就是一场极少数发动的政变，因为大陆会议只给他们一个授权，就是说邦联条例下的邦联政府、邦联国会效率太低了，税收不上来，打仗也打不赢，你们50多个人到费城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修改这个条例，并没有明确地授权给他们来制定新宪法，所以他们在屋子里捏了一个宪法出来，从法理上讲是一场政变，但是，他们成功了。
    3. 宪法的批准过程，变成了一个“少数”压倒“多数”的过程，五十多个人制定出来的一个宪法文本，最后通过13个州将近2000多名各界精英的签署，成功地加之于北美近300万人口。所以为什么要有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说白了，是当时的反联邦派力量非常大。
    4. 是“少数”镇压“多数”。在革命完成之后，美国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实现“革命的反革命”，我第一步革命完成了，我不想再继续往前走了，还有人想继续往前走怎么办?列宁在革命时面临的是怎么向前推动革命的问题，美国的国父们面临的却是怎么给革命刹车的挑战。《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讲得很清楚，要通过制度化，用一个复杂的制度来隔绝多数的意志。新宪法生效之后，联邦政府镇压谢司起义等民众反抗，就是这么一个少数压倒多数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在独立革命之后，少数与多数的矛盾依然存在。有时多数上升，比如1820年代末年民主派总统杰克逊的崛起，以及南北战争之后拥有地产的中等农户这个多数群体的兴起。有时少数上升，比如19世纪末的垄断经济和寡头政治，所以这场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一个多世纪才稳定下来，形成了和我们今天的印象比较接近的这个美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俄国革命，它的步骤和美国革命一比就很有意思。
    1. 革命前俄皇的统治远比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要难以忍受得多。所以第一步十月革命就是一场“多数”的革命，就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或者说再往前1905年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大多数人普遍认同革命是要往前走。
    2. 第二步，在革命的方向和性质的争论中，在资产阶级革命要不要往前推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多数派”。“布尔什维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它成功地发动了“十月革命”，并且得到了工农、士兵等群众的认可，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几乎兵不血刃就推翻了临时政府。
    3. 第三步是立宪会议问题。与美国革命一样，胜利的革命者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将革命果实固定下来，同时也需要使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革命”在语义上就是“非法”的，所以也需要合法化)。布尔什维克召开立宪会议，就是想进行合法化。但是最后发现立宪会议的代表还都是前临时政府指定的那些代表，这些人如果投票，布尔什维克不可能赢，所以就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已经拥有多数，但是在立宪会议里面却是少数的尴尬局面。所以，就要把立宪会议给废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以实质上的多数压倒形式上的多数。
    4. 革命成功后，革命者却又变成了“少数”(后面会讲到，这一步是美国与俄国革命走向两种命运的关键点)。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内战和协约国的军事干预把俄国工人阶级的精英、老“近卫军”摧毁掉了，在内战结束之后，俄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革命的主力没有了，然后不得已要去把农民不断地拉到革命里边来。
    内战之后农民其实对苏维埃政权还是表示认同的，虽然有一些意见。但是这个时候因为真正的产业工人阶级数量太少了，所以革命不得不靠“先锋队”式的理念，来让一小部分人掌控革命的方向盘。为了保障这个先锋队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禁止了反对党，包括社会革命党的左派都被禁掉了，同时也禁止党内派别，就形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样是为了保障少数来维持革命往前走，但是导致的一个比较恶劣的结果是当这个做法变成一条法律、一个原则的时候，官僚阶层压倒了真正的革命派。
    所以到后来列宁、托洛斯基实际变成了真正的少数派，而且他们没有能力利用过去的革命力量来反击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当时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当年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遗嘱给托洛斯基，说你拿着遗嘱去和斯大林斗争，一些传记作者认为托洛斯基人格很高尚，他没有把这个“尚方宝剑”拿出来。但是实际我们想想，放到当时历史背景里，拿出来可能也没有用的，因为当时党内的即得利益集团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
    苏联最后的悲剧就是，从一场代表多数人民的大革命中走出来的革命者却变成了少数，最后革命的少数派被特权利益集团的少数派所压倒，直到最后苏联解体，那么多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不能不说是失了多数人的民心所致。

如果我们不讨论“革命之后”或“革命后的第二天”问题的话，仅讨论革命本身，那么十月革命无疑是一颗民主的流星，它和美国革命比起来，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多数的意志推着往前走的一场成功了的革命，是埋在今天的伪民主理论、伪民主概念垃圾堆里的一颗值得不断挖掘的钻石。它的历史意义永远值得探讨，当然它本身的问题我们也要去反思。
    二、革命第二天：制度创设
    革命之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要创建一个制度，在这一点上，美国和苏联革命其实也很有的比。
    1. 国体的创设
    美国创立了一个联邦制，苏联也创立了一个联邦制。美国联邦制是在联邦权和州权的博弈、在联邦权扩张和地方权自保的张力中产生的，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博弈双方的妥协方案是用利益和效率来决定，也就是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原则。联邦权只有证明自己有利于贸易，才能够压倒州权。但是问题最终的解决，靠的还是暴力——南北战争彻底打垮了州权理论(特别是南方长期坚持的nullification理论，即没有州权的同意，联邦权无效)。
    相反，苏联的联邦制是苏维埃自上而下形成的，虽然内部也有争论，但最后至少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共识，它不是下层通过抗议和博弈，而是基于一套民族自治理论主动搞的联邦制。
    美苏的联邦制都保留有“加入”的空间，比如美国的第一个宪法叫做《邦联条例》，它是给加拿大留有席位的。后来的《宪法》也给其他地方的不断加入留下了空间。直到菲律宾才停止，因为菲律宾这个争议太大了，美国最终放弃了它。
    关于“退出”问题，美国的宪法是没有明确规定的。最后是以林肯违反宪法，但是符合当时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场内战，把这些问题以超宪法的手段给解决掉了。
    苏联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加入，但实际上后来加入国家并不多，没有美国那么大规模的加入，但是苏联它允许退出。所以这两个国家相比，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某种程度上都是靠一种理念来建国，但是这种理念它往往要靠一些东西来支撑，苏联可能更多靠的是激情和安全需求，美国更多靠的是利益。对于这两种情况，一旦理念褪色，比如当苏联的革命逻辑出了问题，美国的联邦无法保障大家的利益时，民族认同问题就会冒出来。所以你看美国今天的认同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亨廷顿早在1996年、2004年就讲得很明白，美国会变成两个美国，甚至有人认为会变成三个美国，说白了就是当利益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这个联邦是会出问题。苏联面临的是当革命激情和安全困境出问题的时候，联邦也持续不下去，所以导致最后的解体。
    亨廷顿1991年时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说“如果中国和德国失败了，还是中国和德国;如果我们美国和苏联失败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在苏联身上应验了，苏联解体，变成什么都不是了。美国会不会走这一步呢?我觉得亨廷顿的一语成谶不一定到苏联就截止了，可能美国将来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比较一下咱们中国，在人口的角度上，中国的自信和定力要远远大于美国和苏联的。经过几千年的相濡以沫，经历了历史的沧桑，整个中华民族是可以走出来的，而美国和苏联在民族建构上是未完成的。
    但是为什么美国比苏联命好呢?第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底色，美国的人口底色比较个人化，没有像哥萨克、乌克兰、波罗的海和中亚共和国这种历史传统文明加入。像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讲的，美国是“抽象化的人”，美国大多数都是为利益而来的、没有历史包袱的移民。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在60年代之前，从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搞持续性的民族归化，强行同化不同民族的移民。到60年代开始搞多元主义，等于他这个未完成的任务才开始往回撤，所以美国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害了。如果沿着60年代之前的路线继续往前走，美国的民族建构的过程是可以继续上升的。新中国的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当年苏联的影响，吃了一些亏。原因就是忽略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与美苏这样的联邦国家有本质的区别。
    2. 政体的创设
    美国建立了一个“国王般的总统”，当然这个词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定义不一样，大多数时候是指二战后总统权的扩大。但其实从华盛顿开始，总统就像是一个国王。咱们国内的一些历史教育宣传说华盛顿不当国王，他有多么伟大。其实他真的是当不了，没有那个实力和威信;同时在当时的新宪法体系里面，实际上已经最大可能地实现了他做国王的欲望。托克维尔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既然美国人不搞国王，为何处处模仿国王的气派呢?扯远了。回到美国的政体，美国在行政权上建立的是一种人格化领导的体制。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一种苏维埃，后来苏维埃固化之后变成委员会，它建立的是一种由民主集中向集体领导演变的行政权制度。

由这一点来看，美国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苏联搞的是在一个委员会内部的平衡，而不是制衡。
    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其实我现在没有想清楚，我还不知道，没法回答，但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走向了低效腐化的“否决体制”，不同权力部门之间互相掣肘，最后卡住了，谁都走不动了。苏联这种体制走向的结果，要么就可能是没有效率，要么就可能导致个人专制，因为大家都不负责任，总需要一个人负责任，而负责任的人必然享有崇拜，享有专断的权力。似乎这两种可能咱们中国人也都经历过，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要不断地改革，但决不意味着搞美国式的制衡就能解决问题，因为美国的前车之鉴正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美苏的政体弊端，都算是“殷鉴不远”吧。
    但有一个角度值得中国人乐观。苏联、美国这两个国家都缺乏中国长期官僚政治的传统，缺乏具有天下担当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支持性力量，所以美国的制度就变成了资本精英的一个猎场，大家在这打猎、赚钱，苏联的制度就变成了一个技术官僚和工程师的特权机器。新中国的制度土壤，应该说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革命进程来，都是优于美国和苏联的。我很自信这种优势会逐渐地显露出来。
    3. 政党制度的产生
    这个我不展开了，就说一句话，美国是先建国后建党，俄国是先建党后建国(这一点与中国近似)，所以两种政党制度、以及党的宪法地位，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华盛顿反对党派，他在告别演说中对当时出现的政党萌芽大加批评。所以美国的发展是从无党或者说一党往多党的方向发展。
    而苏联恰恰相反，列宁一直主张民主，主张党内民主，主张多党，最后不得已得一步一步走到了一党。
    这个历史的逻辑我没想通，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革命后的外部压力是在变紧还是变松。很显然，美国是在变松，俄国是在变紧。理解这两场革命，决不能脱离开这个因素。
    三、革命如何“完成”?
    每个革命之后都面临一个如何完成的问题。
    美国采取的方式是通过立宪，通过“革命的反革命”，通过以《宪法》来反对《独立宣言》，给革命刹了车，把问题解决了。
    俄国革命呢，这个过程我不是专家，大体的印象应该是通过官僚化的方式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
    究竟哪个方式更好?我也回答不了，不过有两个人的回答值得参考。一个是美国革命之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在制宪之后很不满，认为宪法有负于人民的革命追求，所以提出美国“每二十年需要一场革命”，每一代美国人都有权重新选择自己的宪法(当然他当了总统之后就不再这么说了)。另一个是俄国革命之父之一的托洛茨基，他也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如果他做了苏联的领袖，他还会这么看吗?没人知道)。显然，作为这两场革命的重要灵魂人物，杰斐逊和托洛茨基对革命的结果都是不满意的。(列宁如果活的更长些，会不会对十月革命后来的结果满意呢?或者他会不会改变俄国革命的轨迹?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思考，但永远不会有结论。)
    与这两场革命相比，我要向中国革命致个敬。美俄革命都是在革命高潮之后迅速地走向了制度化。制度化当然有其好处，可以迅速转入稳定和发展(如苏联)，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如美国)，毕竟革命是头难以控制的野兽。但是革命完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制度的固化和衰变。我个人在制度问题上持比较悲观主义的立场，我是严厉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制度决定论”的，因为所有制度都不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它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并且任何制度都会逐渐积累矛盾，积累“熵”。制度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任何制度最终都会变成自己的敌人，任何好制度都注定要变成坏制度。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衰朽的问题。
    这一点，苏联的制度已经证明，美国的制度正在证明。
    那么是不是人类就没有出路了呢?非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就在于不纠结于什么是好制度，而是在不断积累制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古人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革新的必要性方面，我是认同杰斐逊和托洛茨基的(当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哦)。他们没有做到一些应该做的工作，有人做了尝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建立以来，犯了一些错误，包括各种政治运动中的错误。这些错误我们要长期反思，不能再犯。但是也要认识到“运动”这种现象所包含的积极意义。任何制度都只能调节现有权力和利益关系，任何法都只能解决已经存在的矛盾。制度化的社会面临着新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以及新生矛盾的不断挑战，能量总需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一个硬性的制度，一个完全“法治”的制度，最后往往要走向崩溃、革命或战争才能解决。
    而新中国的运动和后来的改革有一个共性，即都是通过低烈度的“革命”来不断“缓释”新的矛盾所带来的压力，解决了制度固化和衰朽的问题。我有次在纽约开会，一位美国人质问我说，你们几十年了为何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其实这种观点对于西方人来讲已经是老生常谈，逢会必讲的。我回答说，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化大过你们二百多年。他无言以对，因为事实如此。中国的制度一直是在改革中微调，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形式化的模型。这种活的制度，也许可以作为对杰斐逊和托洛茨基的一个回答吧。
    当然，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制度是由人来运行的。所以人的能力和经验——也即“治国术”，也是个重要因素。美国建国的重大特点是革命领导者是奴隶主、农场主，他们都是受过精英的教育，是懂治国术的。虽然和英国贵族比起来，他们只是弗吉尼亚等殖民地农场的“老土”，但是他们和欧洲的贵族阶层之间是有血缘和知识联系的，所以你看富兰克林跑到法国，可以变成巴黎的交际花。
    但是托洛斯基跑到布列斯特谈判的时候，我过去看到的历史资料说，他和德国的谈判对手在一起，感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就是泥腿子站到贵族面前，和人家来进行治国术的PK，是种非常悲惨的境况。俄国的革命者从来没有能够在教育和实践中得到制度实践和治国术的训练，最后当工人阶级的骨干在内战中大规模消耗掉之后，俄国面临的是农民治国这样一个问题。而建国后的美国却经历了一个“弗吉尼亚王朝”，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几任总统都是贵族教育出身的精英。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不同走向，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我的结论就是美国和苏联，都是一种未成熟的制度，但是苏联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最终失败了。美国的制度到今天正在经历考验，可能最严峻的考验还没有来，表现如何还有待观察。
    四、革命与外部世界
    最后一定要谈谈革命与外部关系的问题。这是我的核心关切。
    第一就是外部干预对革命的影响。美国革命外部有没有干预?有，来自欧洲旧大陆的干预一直是美国人的心病。一直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美国联邦政府还在担心英国海军干预。林肯写《葛底斯堡演讲》本义并非要谴责奴隶制，而是利用废奴的正义性来避免英国的武装干预，因为英、法、西等国都在19世纪初废除了奴隶制，只有美国例外。但是美国面临的外部干预最大一个特点是，干预者是分裂的，欧洲列强之间互相掣肘。
    俄国人渴望德国革命来帮助自己，却没等到;美国人虽然也没等到法国革命帮助自己，法国革命来得晚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法国不管革命不革命，它都会牵制英国，所以除了1812年英美战争，美国被打了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受到外国的现实干预。可以说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保护了美国革命。
    俄国革命恰恰相反，外部干预力量高度统一，而且和国内的反对者相呼应，形成了空前残酷的内战。
    第二个方面就是革命的胜利者是否选择去推广革命，这点美国和俄国的比较也很有趣。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姊妹关系是怎么样结束的?说白了就是说因为美国怕革命的扩张会反过来威胁到美国国内的这种“革命的反革命”，所以美国拒绝了对法国革命的支持。为此，托马斯·潘恩后来在给华盛顿写的信里，把华盛顿骂得狗血淋头。
    俄国相反，布尔什维克在渴望德国革命，但是德国人自己错过了革命时机。最后俄国的革命者只能独立推进革命。
    俄国和美国革命形成一正一反两个案例，最后两者陷入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孤立。美国革命之初，是想有限孤立，我离开列强，隔着大西洋，我做生意，你们不要来，所以后来搞门罗主义，搞门户开放。等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强国后，才高调重返世界政治舞台。而俄国革命不同，据我有限的理解，列宁只是设想过革命成功或者失败这两种前景，就是说不成功便成仁，最后没有想到也陷入了一种革命孤立，就是往前推，也推不动，但也没有失败，而是生存下来了。这样一种状态，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应该是个新挑战。我觉得革命是在停滞中慢慢地窒息了。
    美国革命后是主动追求孤立，求仁得仁，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俄国革命是最怕孤立，却还是陷入了孤立。命耶?非也。地缘政治条件是二者命运不同的一个关键原因。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两场革命比较起来，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要突破西方政治学的那种政体决定论和孤立系统观，认为国家制度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决定一个文明的历史脉络。其实，从美国和苏联来看，外部环境恰恰是决定这两场革命结局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政治制度也许只是文明进程中众多脉络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