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发生的“綦江惨案”和“费巩神秘失踪案”，都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政治的“杰作”。弄清其原委，有助于我们认识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大搞独裁、压制民主的真实嘴脸。
    “綦江惨案”始末
     抗战军兴，无数热血男女，从四面八方涌向全国人民向往的圣地延安，投身伟大的民族抗战。蒋介石则忧心如焚，除堵截阻止之外，还于1938年春在军事委员会的名下设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去延安的一些关隘地方，诸如江西、山西、西安、武昌四地都设分团。总团由蒋亲自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桂永清任教育长。训练团名义上是培训抗战骨干，实际上是收罗青年知识分子，强化培训，大肆灌输反共思想。武汉沦陷后，第一团由武昌迁往重庆綦江，学员有数千人，绝大部分是流亡学生、华侨青年。他们吃不饱，睡不暖，居住条件极为恶劣，不少人染上疟疾，常发生抢饭事件。但爱国青年们不畏艰苦，还成立了“忠诚剧团”，排演阳翰笙于抗战初期写的历史剧《李秀成之死》（1937年8月），请马彦祥执导。此剧写太平天国领袖李秀成领导军民反击英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支撑了太平天国十年之久；颂扬他拒顽敌、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借以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政策。《李》剧在武汉、上海孤岛演出七八十场，对激发民众抗日志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是随着国民党五中全会《限制异党活动法》中“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的出台以及《共党问题处理办法》中规定“共产党人在各地一般公私机关团体服务者，一经党察，即以非法活动治罪”，训练团的特务们从“忠诚剧团”的演出中，闻到了“异”味，开始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的残酷镇压。“忠诚剧团”一行数十人于1940年1月15日应邀到重庆演出，演出前后一些演员与重庆的进步人士有所交往，发表过一些抗日言论。同行的混进剧团的特务立即向特务头子、教育长桂永清密报，说《李秀成之死》是宣传共户主义，团内有共产党组织……桂永清大怒，立即报告政治部部长陈诚，说大批共党混进剧团；其首领女扮男装，潜伏附近居民家中，设有电台，广布通讯网；在重庆的邹韬奋、沙千里是领导人，即将举行暴动。陈诚立即指令按《限制异党活动法》于4月中旬在五千名学员中进行大搜捕，株连抓押六七百人；又专门派出战干团三青团负责人、凶残的特务头子滕杰连夜在暗室审讯，用电刑、棍棒等严拷毒打逼供；把扮演李秀成的李英活埋；其他演职员二十多人，用刺刀刺死，挖深坑秘埋。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调查资料称：被活埋有姓名者二百一十名，无名可查者五六十名，受刑致残者四十余名，因共产党嫌疑被监视者三百余名。（参见《阳翰笙剧作新论》第37页，石曼文）
     大抓捕开始后，《李》剧中的一位女演员（系学生）侥幸逃出綦江，跑到重庆第三厅找到三厅主任秘书、也是剧本作者阳翰笙等进步人士控诉了上述罪行。阳等立即汇报周恩来。周找到新上任的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张治中此时也接到密报，便派人密查。一时，陪都媒体竞相报道，引起各界舆论万分愤慨；连章土钊也在报上写诗记其事，有“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之叹。张治中不得不亲赴綦江处理此事，把尚在关押的学员放了出来，把迫害学员的主犯押回重庆交军事法庭审判，分别作了处理。据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还当面赞赏张治中妥善处理綦江事件，对和平有诚意。
    “费巩神秘失踪案”内幕
     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于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担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中共南方局充分利用在国统区取得的部分合法地位，把第三厅建成夹在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在抗战文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蒋介石曾三次胁迫三厅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受到拒绝。1940年8月，郭沫若被免去厅长职务；秋季，进步人士全部退出三厅。由于周恩来等巧妙斗争，扬言要把三厅进步人士接去延安，蒋介石慌了手脚，采用羁縻政策，指令在军委会政治部下面设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安置三厅出来的文化人。1940年11月1日，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的“文工会”成立了。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批示--“他们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理论斗争以及广泛的文艺创作和群众性文艺活动，使“文工会”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据点。这对进一步贯彻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被当时群众誉为“第二红岩”、“八路军第二办事处”。
     国民党反动派很快意识到“文工会”已被中共控制，借口“军事和民主不能并容”，一步步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严格限制出版、言论、集会自由，公开取缔160余种剧本，不准上演出版，派特务对进步人士盯梢等等。1945年1月，周恩来从延安返抵重庆，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报了中共中央对抗日、争民主的一些纲领性意见，掀起了反独裁、争民主的声势；一些党派群团纷纷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这时，“文工会”接到王若飞代表中共南方局的建议，要求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借以引领文化界的反独裁、争民主斗争。“文工会”的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主要领导立即进行讨论，拟了六条纲领，由郭沫若执笔，定名为《文化界时局进言》。全文一千四百多字，要求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呼吁实行民主，批驳独裁谬论；公开要求国民党“停止特务活动”，“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等等。“文工会”郭、阳等领导亲自秘密地去重庆各个角落争取秘密签名，几天时间就征得312人的联合署名，包括自然科学、哲学、法律、历史、文学、教育、出版、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十余个界别的代表性人士，含左、中、右以及偏右的知名人士；甚至平时不问政治的教授、学者、艺术家都乐意而慎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费巩先生，见到《进言》后，“即签名其上”，表现出清醒的政治认识和明确的民主倾向。当时费教授正频繁出入国民党交通部、财政部、教育部了解、收集材料，以便对国民党的人事制度、考绩制度等弊端进行深入研究。民主运动兴起后，费巩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抨击朝政，讥讽时事。这就为他以后的遇害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