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时局进言》经秘密串连得到三百多人的签名后，于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发表，立即在陪都引起轰动。蒋介石震怒之余，大骂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无能，质问“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张道藩谎称是共产党指示《新华日报》盗用文化界知名人士名字搞的宣传，保证让受骗者重新“声明”作废。他随后派出一大批文化特务四出造访签名者，催逼、恐吓、利诱、压迫，要他们撤回签名，另发“声明”。这之中，冰心理直气壮地回答：“如果不同意，干吗要签？中国没民主就国无宁日。”徐悲鸿坚定表示：“我对我的签名负责。我决不收回我的签名！”也有个别右翼文人如国民党中国文艺社的参加过筹备“文协”并任理事的华林，害怕打碎饭碗而写了所谓受骗声明登报。张道藩见胁迫反签名无大成效，恼羞成怒，开始了秘密抓捕、暗杀活动。费巩教授就是第一个受害者。1945年2月7日，费巩在日记中写道：“上午浙大同学吴作和来访，示以《文化界进言》，要求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碍人生自由之法令。列名者有郭沫若、洪深、马寅初、柳亚子等数十人。吴请我具名，即签名其上。”是年3月5日凌晨4时，在雾气蒙蒙中，费巩拟乘船往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却在千厮门码头候船之际，突然失踪，下落不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的竺可桢教授焦急万分，开始四处打听营救。从3月初得知费巩失踪到4月中旬，竺校长的日记里记的全是营救费巩事：如走访重庆警察局、会见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王表示：“费氏现尚安全未死，惟须侦查清楚后才能宣布开释。”竺校长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竺可桢日记下》第827页。
     费巩被关进中美合作所监狱。后来狱卒和被囚志士回忆道：”费巩教授关押于此，天天痛骂反动派，骂声传出牢外。特务们软硬兼施，灭绝人性地施以酷刑，也无济于事。“费巩终被秘密杀害于白公馆，抛尸镪水池。他的囚室墙上刻着”费巩“，表明其为抗日民主而献身的心迹。
     张道藩、潘公展向蒋介石汇报”文工会“是这次签名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后，蒋立刻下令解散”文工会“。1945年3月31日，重庆各报刊载如下消息：”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30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4月1日，”文工会“举行聚餐晚会，重庆新闻界、文化界和民主党振人士、国际友人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签名纸上郭老亲笔写着：”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第三厅成立于1938年4月1日，”文工会“解散于1945年4月1日）。最后一句在报刊发表时，被改成”摔掉花瓶“。”文工会“被解散和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告别聚餐会及会上各界代表的反独裁，要民主的言论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蒋介石遂要张道藩立即炮制一个”民意“声明发表。张道藩便卑鄙地捏造、虚拟，甚至强奸民意，拼凑了一个《为争胜利敬告国人--教育文化界联合声明》，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的《中央日报》上；但除蒋碧薇、梅贻琦、王平陵、华林、梁实秋、朱光潜等三十余人外，其余七百二十多人都是不知名者或改头换面者。其更为卑劣的是，把正在重庆召开全国大学校长、教授会的众多代表也强列其中，如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就是在未告知的情况下被列入签名者的第二位。当时香港的《生日报》1945年10月27日评论说，今年2月22日发在《新华日报》上的”声明“是民主宣言；1945年4月15日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声明“是反民主宣言。这的确切中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