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后期和土地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严酷的厮杀中，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重要领导人或遭通缉，或被屠杀，他们的家人有的辗转避难，有的流离失所，还有的被关进监狱。内战结束后，为对得起死去的烈士，为了让这批饱经苦难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党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后裔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
     孙维世也是烈士的后代。她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1927年惨遭国民党杀害。当时孙维世才六岁，母亲任锐历尽艰辛把她抚养成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派人把她从上海接到延安，送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在林彪夫妇抵达苏联不久，孙维世受党中央派遣，也来到莫斯科，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主攻导演艺术。孙维世天生丽质，明艳动人，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姑娘的娇羞，多才多艺，性情和善，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姑娘。
     孙维世、瞿独伊、毛岸英这些客居异邦的年轻人，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闲暇，相邀到一起，举行野游、聚餐和集会。年轻人崇拜英雄，他们怀着敬重的心理，多次邀请林彪这位“常胜将军”参加他们举办的重要活动，希望能听到他亲口讲自己的历史，讲革命领袖之间的轶闻趣事，讲井冈山、反“围剿”、长征、平型关大捷……过去，林彪不太愿意和这些年轻人来往，觉得他们过于单纯、幼稚，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中间隔着一条很宽很长，不易跨越的“代沟”。自从注视孙维世后，他的态度有了转变，开始对年轻人举行的聚会表示关心和好感。这一变化，使得年轻人高呼“乌拉”，兴奋不已。
    每当有人请他参加活动时，林彪总是和蔼地问：“大家都去吗？”
    “都去，没有人缺席。”邀请人为林彪的细致、周到而感动，一一报出姓名，带着期待的口气说，“大家都非常希望您能参加。”
    “好，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林彪痛快地答应。
    如果碰巧孙维世有事不能抽空参加时，林彪面上便闪逝一丝隐隐约约的失望，软绵绵地说，“我今天不太舒服，就不要去了吧。”
    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发现，原来林彪参加活动是冲着孙维世来的，于是每次聚会都打孙维世的牌子，林彪也欣然应允。
     林彪善于克制自己，总希望姑娘先体察出他的意图和用心，采取主动姿态。在聚会，他与大家均等接触，对孙维世也不例外，从不显露火力重点，避免过于急迫和张扬。年轻人私下议论，“林彪谈恋爱如同打仗，小心翼翼，追求百分之百的把握”。对这种战术，有人赞成，认为这是高明的迂回策略；也有人反对，批评林彪缺少男子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
    一个星期日下午，林彪自忖时机接近成熟，单独约请孙维世吃饭。饭后，两人在大街上散步，有一句没一句漫无边际地闲聊。
    林彪扫一眼身边的孙维世，漫不经心地问：“维世，你今年多大了？”
    “我是民国十一年生的，你说多大了？”孙维世调皮地回答。
    “民国十一年就是公元1922年。”林彪走了一段路，突然冒了一句，“整整十四岁。”
    “十四岁。不，你算错了，快二十了。”孙维世惊诧地纠正道。
    林彪一怔，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解释说，“哦，我是在算我比你大多少岁。你今年二十，我今年三十四，相差不是正好十四吗？”
    “你才三十四岁呀？”孙维世故意显得很吃惊。
    “什么意思？”林彪敏感地问。
    “太年轻了！”孙维世夸张地调侃道，“瞧你平时严肃的样子，我以为你至少五十四岁了。”
     “这是个性，知道吗？个性一旦成型是难以改变的，所以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就是这个道理。”林彪有步骤地转向下一个话题，“你想家吗？”
    “家？我没有家呀。”孙维世自母亲去世后就是形单影只、一个人过生活。她停下脚步，莫名其妙地望着林彪。
    林彪赶紧说，“对，你现在还没有，但一个人不能总没有家，那样太孤单了，特别是女孩子，更应该有个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