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1947年9月23日中午，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一声巨响让山外头的人们吓了一跳。
    巨大的爆炸气浪把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引信厂厂长吴运铎抛向空中，甩到了五六丈外的海滩沙地上。
    那一瞬间，吴运铎以为自己死定了。
    几小时前，吴运铎和炮弹厂厂长吴屏周一起，把8枚炮弹搬上了车。他们的任务，是实验刚刚仿照日本炮弹制造的新炮弹。
    吴运铎把其他人都留在了山外，和吴屏周两个人带着炮弹进山了，在海岸边的山脚下，他们选好了试验场。
    头两颗炮弹都顺利爆炸，第三颗却半天没动静，吴运铎检查发现是信管出了问题。试到第七颗炮弹时，又不响了。
     吴屏周从岩石后蹿出来，向这颗炮弹跑去，吴运铎赶忙追了过去。他俩同时在炮弹旁蹲下身，吴屏周背对着高山，准备用手检查炮弹，吴运铎的两条腿刚刚往下弯，这颗炮弹就像山崩地裂一样爆炸了。
    吴屏周当场牺牲，而吴运铎被送到了大连的医院，一周之内昏迷了无数次。一个多月后，他死里逃生，醒了过来。
     这段经历，吴运铎后来写到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里，在解放之初的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人民日报》专门撰文，称他为“中国的保尔”。
    作为一个炮弹专家，吴运铎的背后，是一群军事工程师和一段特殊的历史。
    “中立地区”的军事构想
     1947年春天，吴运铎和妻子陆平奉命穿过胶济铁路，告别鲁南，到达烟台附近的一个渔村。在这之前，吴运铎已经因为多次试验炮弹炸伤了眼睛，眼睛红肿流脓水，痛苦不堪。
     出生于湖北的吴运铎，少年时当过矿工，加入新四军后，进入修械所工作，自修机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土办法，摸索研制了子弹、地雷和手榴弹，是军工领域土生土长的工程师。
     此时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转入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遭遇了惨败。他们的美式装备大批地落入解放军手里，野战军因此装备了不少大钢炮。大规模的攻坚站和阵地站临近，部队对弹药的需求将会空前旺盛。
    大连的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要在短时间里在大连建立大规模的炮弹厂。
     “之所以选择大连，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连一直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大连仍然保留了一些重工业设施，比如炼钢厂、化学厂，还有大连机械厂。”杜永生说。他1948年进入建新公司引信厂，曾在吴运铎手下工作了几年。建新公司在建国后改为国营五二三厂，他任厂史办公室主任。
     1946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召集各解放区驻大连的负责同志进行筹议，成立了地委军工生产委员会，由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任主任，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担任领导的胡俊和刘振任副主任。
    在这之后，华东局、胶东兵工厂、华中分局、晋察冀中央局，辽东、辽南？？各个解放区几乎都委派了一些技术干部到了大连。
    “因为上下级关系不明确，局面一时有些混乱。”杜永生说。
     后来关系终于理顺了，陈毅指示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派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朱毅率领一批干部奔赴大连，成立了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华东各个地区在大连设立的机构，大连建新公司就此诞生。
    当时的东三省，大型的军工生产基地，只有大连和沈阳。
    吴运铎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大连，在这之前，他在鲁南的沂蒙山区担任华中军械所副处长兼炮弹厂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