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植元 | 文
    经过五胡十六国百年乱世，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一统中原。魏孝文帝汉大力推行汉化改革，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边境的鲜卑人却顽强的拒绝汉化，饱受歧视之后发动了六镇之乱，动摇了北魏的根基。
    经过一番纵横，六镇的兵力被高欢、宇文泰分别统领，将北魏分割为东魏、西魏，后又演变为北齐、北周。最后宇文氏北周消灭高氏北齐，统一北方，北周外戚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消灭南方的陈朝，混一南北。隋末大乱，同出于北周关陇集团的李渊，建立唐朝，再度统一。
    所以，可以说北朝和隋唐是一个整体，文史宴公众号自即日开始，推出北朝隋唐专题系列文章，本文的作者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眼光却如此老到和深刻，堪称少年英俊。
    本文旨在发掘东西魏五次大战背后的内涵，对五次大战没有详细介绍，大司马先简单介绍一下：
    536年，东魏高欢率三路大军攻西魏宇文泰，自己在蒲坂架浮桥，佯装渡河，实际上寄希望于窦泰从潼关奇袭得手。宇文泰识破其声东击西之计，率主力击杀窦泰，高欢仓皇撤退。是为小关之战。
    537年，东魏高欢率二十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西魏关中本部，宇文泰设伏于沙苑，大破高欢，俘东魏甲士八万。是为沙苑之战。
    538年，东魏将侯景收复洛阳，向西魏挑衅，宇文泰击败侯景，杀东魏名将高敖曹(高昂)，高欢率大军赶到，击退宇文泰。是为河桥之战。
    543年，东魏将高慎以虎牢关降西魏，宇文泰趁势围攻洛阳，高欢率十万大军来救，驻扎于邙山。双方数番拉锯，互有胜负，最终高欢大破宇文泰，西魏几乎全军覆没，此后被迫吸收关中汉族大姓为兵。是为邙山之战。
    546年，东魏高欢率十万大军围攻西魏要地玉璧，西魏名将韦孝宽仅率数千人守城，高欢围城数月，攻城之法用尽，玉璧亦岿然不动。此役东魏丧师七万，高欢惭恨交加，战后病死，东西魏的举国之战从此也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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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魏五战，即东西两魏为一统北方而发动的五次大战，其惨烈程度为古代战争史上所罕见。本以压倒性优势意欲直取关中的高欢在五次战局中失利三场，惨胜两场。客观上，两国的战术力量、战略体制与地缘均对战争结果造成极大影响。
    谈及两魏，不得不了解两魏的综合国力对比。以潼关为当时北朝之地理分野，东魏坐落于富庶之关东，西魏坐落于残破之关西。
    在盐铁、币帛、耕地、人口、马匹各项数据指标上，关东远远优于关西。由此可见，东魏的总体后勤力量与战争动员力远强于西魏。以东制西，本应呈现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然小关、沙苑两次由关东主动发起的战役却连连失利;而关西反扑关东的河桥、邙山两次战役则是以关东险胜告终。玉璧之战中，东军不能攻拔玉璧城，在战略上亦属于失利。总括五战，东军胜少败多。
    进一步分析战役类型可知，小关、沙苑、河桥、邙山俱为野战，而玉璧大战则是典型的城池攻防战。其中尤以沙苑、河桥、邙山三场战役为大兵团合战。
    野战要求双方的战术力量暴露、接触，那么首先我们应熟悉一下东西两大兵团的成分与战斗力。

东魏、西魏战术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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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高欢以北镇鲜卑精兵起家，并于韩陵一役大破尔朱氏的契胡精兵。这两支“天下骁锐”均以骑兵为主力。
    以下文字转自《北齐书》中高昂本传。高昂即高敖曹，是此役的关键性人物，从他的作战方式与作战结果入手，亦可佐证高欢兵团以骑兵为主力的论点。
    “及战，高祖(高欢)不利，军小却，(尔朱)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俊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微昂等，高祖几殆。 ——《北齐书·卷二十一》
    ”很明显，韩陵之战的转机正是出现在高昂以骑兵分割尔朱兆兵团的时候。而得以承担此关键性任务的，正是北镇精骑。
    很巧的是，五年之后，与此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沙苑之战同样复制了此类作战模式。
    “与齐神武(高欢)战沙苑，(李)弼率军居右，而左军为敌所乘。弼呼其麾下六十骑，身先士卒，横截之，贼遂为二，因大破。 ——《周书·卷十五》
    ”李弼扮演了高昂的角色，以马队横截高欢兵团腹部，从而实施对敌的分割包围。这种通过横向的穿凿来扰乱敌军的纵向攻势，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骑兵战术，之后甚至演变为隋唐军将的一种作战习惯。
    该战术之所以得到大量推广，正是因为高效、有力的优点，而能够支持这种战术的，莫不是拥有精锐骑兵的国家。
    “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斩六千余级，临阵降者二万余人。
    ——《周书·卷二》
    ”除开李弼本传，宇文泰本纪中同样记载了此事，沙苑之战本是一场关东对关西的强势压制型野战。
    但结果却正如五年前的韩陵之战，当时“尔朱氏军人见阵外士马四合，盖神助也”，士马甚众的一方最后反而惨遭分割。尔朱氏的战略潜力并未发挥作用，正如沙苑之战，高欢的战略潜力没有发挥作用。
    “太祖(宇文泰)以邙山之战，诸将失律，上表请自贬。……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周书·卷二》
    ”然而战略优势是呈现在逐次战役之后的。五战期间，高欢实际战损大于宇文泰，但由于关东的后勤体系强大，最终体现出来的折损比则相较于关西要小得多。

北朝的王牌——甲骑具装
    因此高欢可以频频动员大兵团继续争霸战争，而宇文泰则在邙山大败之后，便立即需要依靠招募关陇豪右来为其补充兵员。这也导致了两魏末期直至后来齐周两国的战术力量出现较大差异。
    关陇豪右杂以羌、胡，自五胡之世，迄两魏五战已有二百余年，以山地步兵为主力。北镇勋贵与军户大量集中在关东，尤以能骑善射著称，齐人因而得以继承北镇精骑。西军的骑兵比例与日俱降，不得不说关西薄弱的经济后勤是最根本的因素。
    “时大雪之后，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诸将咸欲逆击之。诏曰："步人气势自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仍令(段)韶率骑追之，出塞不及而还。
    ——《北齐书·卷十六》
    ”河清二年，从段韶与周师的交战中，我们已知西军此时只能以步卒为前锋了。齐人后勤得力，轻松地组建出甲骑具装;周人相形见绌，只能使用数量庞大的廉价兵团。
    齐周大小数百战，斛律光、段韶以少量骑兵在野战中大败周人的事迹屡见不鲜。此论点的可靠性也就得到了印证。
    暂作小结，五战时期，两魏主要战术力量均是骑兵。因此，单场战役中，东军并不能占绝对优势。战术上的优势能够短暂弥补战略上的劣势。西军中有贺拔胜、宇文泰自北镇带来的精骑，从而与东军平分秋色，甚或超越东军。
    在此之后，关西战损比太大，不得不扩充步兵，战术力量受到削弱。两魏五战中，高欢呈现出的颓靡之势也便在日后的齐周战争中得到了良好的补偿。

西魏的柱国政治与指挥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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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欢在五战之中暴露出的个人轻敌问题一直为后人所诟病，然以宇文泰为首的八柱国领导中枢也并非完美。
    结合前文，已知西军于战术力量与战法上均不逊色于东军，但是由于领导层的离心力大、协调性差，导致实战中出现了许多致命问题。
    八柱国制度是宇文泰为与赵贵、于谨、独孤信等具备实力的大贵族进行妥协，以便迅速集中力量御高欢于潼关之外而制定的。该体系为赵、于、独孤等家族保留了大量的自由空间，也使得关西的集权程度遭受削弱。
    高欢在关东的专制与谋略的独断或许可以看做是客观上高家的独大所促成的。而宇文泰广纳谏言，也同样可视为八柱国体制对宇文氏的一种牵制结果。决策的民主色彩并不能消弭战术操作上的弱势。
    正是由于柱国大将军之间的利益勾连不稳固，关西诸将又多有元从的主公，每临大战，尤其是大兵团作战，各部将之间往往秉持利己至上的作战指导思想，不能做到默契、协调。即使总统诸军的权力集于宇文泰一人之手，也无法遏制住诸将失律的问题。
    “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李虎、念贤等为后军。遇信等退，即与俱还。——《周书·卷二》
    ”以上是河桥之战的具体过程。两魏五战时期，侯景对大小兵团的指挥已入化境。他之所以扩大战阵面积，便是为了尽可能地把宇文泰兵团各部间距拉大，从而增加西军协调上的难度。可见八柱国体系的弱点已在他的眼皮底下一览无余。

十六国以来的华北
    独孤信、赵贵与李虎在河桥之战中充分体现了利己、保全主义。西军之内派系林立，自然难以集中兵力。一日之中东西两军阵线交合数次，西军宇文部遭受重击，其他数部难以跟进增援，最终全线崩溃。
    “三月，齐神武(高欢)据芒山阵，不进者数日。帝(宇文泰)留辎重于瀍曲，军士衔枚，夜登芒山，未明击之。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仅免。帝率右军若干惠，大破神武军，悉虏其步卒。赵贵等五将军居左，战不利。神武复合战，帝又不利，夜引还。入关，屯渭上。神武进至陕，开府达奚武等御之，乃退。帝以芒山诸将失律，上表自贬，魏帝不许。 ——《北史·卷九》
    ”邙山大战伊始，情势对高欢不利，西军俘虏东军步兵，但是却没有撼动东军的主要战术力量——北镇胡骑。因此，在这之后连续数场大兵团交锋中，东军得以反压西军。
    “赵贵等五将军居左，战不利。神武复合战，帝又不利，夜引还。”最讲究协调配合的大兵团作战需要各部将帅有最基本最一致的作战目标，消极配合只会拖人后腿。
    很明显，赵贵等人缺乏这种精神，这数支相对独立的柱国兵团也就如河桥之战那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西魏之善守及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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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五胡十六国以来，黄河与潼关南北承接，成为了卓然天成的地缘分割线。不啻两魏，五胡的秦燕两国亦凭此划界。
    蒲坂津、潼关、河桥、北邙，包括玉璧据点一类险要而狭小的关隘由于黄河与山西高原的自然阻隔作用而变得更受重视。两魏更是围绕着这些重要的军事据点形成拉锯。
    地图上，西军将势力楔入河南，除了因为河南是东军防守的软腹，也是因为河南平坦的地形有利于进攻。西军横扫河南，即可完成对河北、河东这两大东军核心区域的迂回包抄。
    因此，五次大战的爆发之地，常常是中原通向河北的北邙、河桥，或是中原通向关西的潼关、沙苑，中原也就成了两魏交战的缓冲地带。
    除非关东能够真正突破蒲坂津、潼关，或者关西可以突破河桥-邙山一线，强制性挺进并州、晋州，否则将会持续无休止的拉锯战，最终罹难最深的莫过于弘农、洛阳诸地。
    “韦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为三辅著姓。……十二年，齐神武(高欢)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神武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
    ——《周书·卷三十一》
    ”关西多关隘、山地、城堡，在这种自然地理的催生下，西军的防御经验更为深厚。除此之外，关西人的守卫思想相比于关东更为成熟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韦孝宽身为关中三辅的著姓豪族，并以“关西男子”自称，慷慨豪迈，激励士卒。关中大族与关西戍卒所认同的保家卫国，并非保宇文氏的家国，实际上是捍卫关中诸族的共同利益。

后三国鼎立图：东魏、西魏、梁
    目前，绝大多数观点将宇文泰时期视为“关中本位政策”形成的时期。但长久的政治观念、文化认同绝不非一蹴而就的，关中本位的认同雏形其实自晋代胡乱以来已在逐步完善，无论氐、羌入主，还是赫连氏入主，均非形成该观念的主要推力。
    关中，顾名思义，东西南北为险关环绕。这是一种由地缘政治衍生出的文化自闭。当然，由于出关的道路相对通畅，较于巴蜀，关中的自闭性也并非很强。
    来自关东的敌人会时时施压，数百年来，这份外力也使得关中人的文化认同更为牢靠。即使胡、汉交杂，对比关外的进攻，关西人更容易形成抱团的守卫思想。
    在韦孝宽领导的玉璧之战前，高欢曾试图进攻过玉璧，当时的城主是王思政，结果是东军无功而返。
    参考数年后的长社之战，高澄亲自指挥十万大军，苦战一年方得破城。之前还有王罴守华州，之后有梁士彦守晋州，此类事史不绝书。关西人之善守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两魏五战并不单单是主观谋略的较量。我们往往着眼于领导层，而忽略客观条件对战局的左右。两魏相似的骑兵战术、差异较大的统帅机制以及国界之间的地理特色均是不容小觑的外部因素。
    唯有经过细腻的比对后，我们才知，在战役中，关东关西的各项综合条件势均力敌，各有优劣，东军完全压倒西军的观点也就无从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