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和日益明显的军事化趋向，迫使苏联也组织起东欧军事集团，以显示其抗衡的力量。虽然华沙条约的宗旨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苏联确曾在以后几年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5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说：美国在远东签署的一系列安全条约以及频频发出的战争叫嚣，“使亚洲各国人民同欧洲人民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战争的危险”。因此，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彭德怀在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彭德怀的声明似乎是非正式地把中国在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中对苏联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作了类似的保证。这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对参加社会主义军事同盟的立场是积极的。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来回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中苏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具体化。然而，中苏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要求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分歧。
     会谈中，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向彭德怀讲述了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及其与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力量对比的状况，介绍了苏联新式武器的发展和威力，特别讲到大型远程轰炸机和空对地、空对舰导弹，并表示可以考虑用这些武器帮助中国。谈到苏联的政策时，赫鲁晓夫说，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进和平。因此，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并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将撤回驻在奥地利的军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内部还有意见分歧。彭德怀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认为应该缓和国际局势，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建设，训练整编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和加强沿海国防工程。双方讨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这就可以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赫鲁晓夫还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认为，华沙条约国会议对稳定当前国际局势是一个及时的、具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对亚洲和中国的安全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配合。彭德怀表示，中国支持苏联的国际政策，中国也要并已经在裁减军队，这是在政治上配合苏联。至于双方的军事合作，彭德怀表示，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他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这些意见。彭德怀还提出要求苏联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新技术的援助。赫鲁晓夫说，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德怀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华约的最有力的表现，并表示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要彭德怀与苏联国防部或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进行谈判。
     这里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即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内部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有分歧意见的。当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成功地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但自己的地位尚未巩固，特别是在外交和军事领域，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程度。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的，不仅是主管外交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苏联军方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虽然也参加了对马林科夫所谓“核战争无法预计的破坏性”言论的谴责，但强硬路线于事无补及核武器发展的现实使他很快就转向了灵活的个人外交。赫鲁晓夫未与其盟友商量就做出的单方面裁军64万人的决定，不仅受到东欧国家的怀疑，也引起了苏联军方的强烈不满和消极抵制。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华沙条约的重要性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冷战的环境中获取一种与西方进行缓和谈判的资本。而在莫洛托夫看来，华沙条约完全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凝聚力的军事组织和防御工具。这种分歧在苏联的报刊宣传上也可以隐约看出：作为党报，《真理报》强调缓和，并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欧洲形势的分析，而军方报纸《红星报》则不断重复莫洛托夫的警告，认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需要增强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防御力量。5月22日朱可夫在与彭德怀讨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思想时，反映了苏联军方领导人的这种思考。朱可夫认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中方的意见恰恰相反，彭德怀出国前（4月29日）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于是，彭德怀到莫斯科时便带了这样一份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和军事方针的国防部文件草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彭德怀便将中苏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只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景已经不容乐观，苏联军人却在与中国的具体合作中继续表露出同盟领导者的傲慢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