濑岛在那本回忆录里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朴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
     但是就是这个濑岛龙三，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也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和当时的所有皇军参谋一样，濑岛的这个认识太迟了一点。
     战败以后，特别在这个卢沟桥事变问题上，所有人都想摆脱干系，就连牟田口廉也都是这样。在一次由杂志《丸》举办的座谈会上，牟田口再三声明自己一枪未开，全是“支那军在挑衅”，连在一边的松井久太郎中将（陆大29期）都听不下去了，拿出当年的报纸和牟田口自己签发的报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这才闭上嘴。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但11日经过汉城时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在传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见面，商谈由大陆浪人宫崎龙介作为首相特使访华的可能性，后来的经过近似于间谍小说，宫崎龙介化名西希与志乘坐法国客轮，通过英国人和宋子文见面，商谈了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的细节，蒋介石也答应如果有好的条件可以谈判。
     近卫文麿听取了宫崎龙介回来后的汇报，找到杉山元说明了情况，杉山元没有反对，但是领受了近卫文麿首相全权密令的宫崎在神户准备上船去上海的时候，却在码头上被宪兵逮捕。
    近卫文麿火了，找杉山元问话，杉山元还是照例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来搪塞，气得近卫文麿只好自认倒霉。
    卢沟桥事变的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