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中国也有大批粉丝,他的电影如《秋刀鱼之味》、《东京物语》、《晚春》等,无不透露着安静寂寞的小津独有的气息,可是这样一位导演却有一段往事,无疑是令中国人难以释怀的。 小津安二郎于1937年9月被征召入伍,抵达中国后参加过包括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各种战斗。小津虽然对自己的战争经历讳莫如深,但根据他的日记中的记载以及经他人证实,他曾为日军毒气部队一员。 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作为士兵来到中国,有近两年时间,时为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 尽管早先已有研究著作披露过小津的这一段往事,但真切地看到当事人自己的叙述文字(包括日记及文章),仍是令人震惊。【注:在国内出版的《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含有70多页“中国日记”内容。】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作者: [日] 小津安二郎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译者: 陈宝莲 出版年: 2013-6-1 小津在其时就是我们国人所说的“鬼子兵”,他的军阶到军曹为止(书中还附有照片,更是让中国人看了滋味杂陈),与后世的宁静悠远之电影大师形象构成吊诡的比照。小津的中国记述很平静(或许有些太平静了),少血腥,但那一个个熟悉的中国地名,让我们心里一阵阵地发紧,不敢太多揣想那背后的意味。试看如下段落: “攻打南昌是在春天。战事始于修水河渡河战,而后是夜以继日的追击。所到之处恰逢油菜花盛开,菜花里拂晓,菜花里日暮。天一拂晓,望着太阳下鲜黄一片,眯起睡眠不足的眼睛,那是‘菜花映在尚且活着的眼中的炫目光彩’。太阳落山,夜空下成片的黄色淡去,化作苍白,久久残留在眼底。” “因为单说行军的路程,从上海到大场镇,从苏州河的战役到镇江、滁县、定远,在定远担任警备之后参加徐州战役,又转战宿县、蚌埠、南京、安庆、大别山,经过信阳、汉口转而向北,又从玉城转至南昌,这一路全程约有一千五六百里吧,竟然也走过来了。所幸不曾掉队,最后攻打南昌的时候,因脚踝肿胀请了假。” 这样的记述是否让我们生出一些《枕草子》、小林一茶的味道,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的记录。 1938年1月的南京郊外,小津安二郎(左)和另一位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导演山中貞雄 小津从中国战场全身而退,安然回国,继续做电影导演,有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系列杰作,《东京物语》、《麦秋》、《晚春》、《彼岸花》、《浮草》、《茶泡饭之味》、《秋刀鱼之味》等。 《秋刀鱼之味》 战争对小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从多方面分析,他应该是一个反战主义者,影片《风中的母鸡》反战指向明确,是最大的例证,但事情往往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小津的诸多作品中会经常听到日本的军歌,往往放在角色情感落寞,酒吧饮酒的时候,也会谈起那场战争,几个老朋友,有白头宫女寂寞说玄宗之慨,尽管在最后会收尾一句“还是战败了好啊”,但与前面的情绪之饱满相比,这句话总像是掩饰,找补一下。(不要以为小津的电影作品,与中国经历水米无干。) 《风中的母鸡》 小津是反战固然不错,但这个“反”似乎不是单面的,从道义上而言,他对这场战争是反对的,应该无疑义,不过从情感上来说,小津不断在表达缅怀之意,这大概是因为那段岁月既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也是“理想”得以张扬,与战后日本社会经济与情绪的凋敝不振有着鲜明对比。如此的缘故是有些复杂,亦有情可原,但我们作为中国人看了总是心里不是滋味,毕竟,那一段历史是我们最大的隐痛,不太愿意让别人做这样的缅怀。 不禁想起石黑一雄的小说《浮世画家》,画家小野曾是那场战争的追随者。战后,其真正的心思在与朋友松田的对话中暴露无遗,“我们没必要过分责怪自己,我们至少为自己的信念而尽力了。只是到了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只是芸芸众生。是没有特殊洞察力的芸芸众生。在这样的时代做芸芸众生,算是我们的不幸吧。”这种态度,又可提一部日本电影《萤火虫之墓》,对战争中的本国平民悲剧性生活有着自哀自怜的切身表述,却全然忘却给别国带来的巨大伤害,似乎只有自己的不幸才是不幸,他人的不幸或可忽略不计,“信念”二字足以消弭一切。 《浮世画家》 作者: [英] 石黑一雄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出版年: 2011-5-1 若将《浮世画家》与关于反思德国纳粹的一些作品比较,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后者多有对“平庸的恶”与“极端的恶”十分深入的剖析,尖利不留情面,甚至怪诞而诡奇。《浮世画家》就温和多了,石黑一雄总是在闪躲与反讽之间徘徊,叙述平静,无太多波澜,他笔下没有真正的恶人,似乎也看不到全然无缺陷者,人性的微妙在含蓄的文字间流连。我们未必能一眼识穿作品中人物的深重心机,但正是在这样的抽丝剥茧中,一股透心的凉意渗透开来。 稍多说了几句《浮世画家》,也不是多余的,仍是和小津有少许关系。 人性的复杂是搁置在那里的,不会因为你闭上眼睛而消失不见,总有曝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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