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真实的陈独秀
    关于作者
    唐宝林，著名历史学者，正略书院专家理事，中国大陆研究陈独秀第一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获得对社会科学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工作，重点研究陈独秀、中国托派、宋庆龄、“一二·九”运动等问题。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中央第一届到第五届的最高领导人，第一届书记处书记、主席、委员长，一直到第四、五届的总(zong)书记。他是中共党史上任时最长的领导人，长达五届，而毛泽东才四届。他是中共中央三个重要文件、数位共产党领袖历次讲话中的反党反革命，甚至1984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宣传部13号文件，还说不能为他翻案，更不能把他看成党内的人。当时出版了中共党史第一卷到第五十卷，提纲上也没有他;新闻出版署出版的文件里，涉及陈独秀、王明等，都要经过审批，一律不得出版。
    从1942年陈独秀逝世，到1949年，我因对于陈独秀的研究而一直受到批判，但还是坚持下来。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提出实事求是的方针，1989年组织了秘密研究会，1993年后我作为成员和秘书长组织会务，会员在国内外发展到一千多人，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证明成果，为中央肯定其功绩提供了佐证。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10月的安徽安庆，从小倔强，反对旧制度。他读四书五经，发现看不懂，只能死记硬背，就反对学这个东西。其父37岁去世，由祖父养育。当他反抗的时候，祖父就打他，他也不哭，气得祖父直说：这小子将来肯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将来不是虫，就变成龙。陈独秀17岁时很意外地中了个秀才，第二年考乡试时中举即可当官，但这次没考上。此时他接受了康梁新思想，融入改良派。但两年内中国的国情让他受到很大刺激，一是日本把中国打败，二是八国联军入侵。当时他在东北，亲眼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大量屠杀人民，他无比憎恨。之前的他只想着光宗耀祖，此时的他才深刻地体悟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国破家亡之感。为了找到中国战败的原因，他决定到世界各国看一看。当时由于去日本方便，且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集聚着世界各国先进的思想和潮流，所以就去日本留学了。
    当他在北大任职被蔡元培问及学习经历的时候，他说：“其实我没有大学文凭，五次去日本留学都是象征性的，到某一个大学报到后就开始自学，到图书馆听听课，从来没有在一个学校学过正式的课文，所以没有得到正式的文凭。”虽没文凭，但他是中国共产党里旧学根基最深的。在日本他充分了解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等人提出的思想，认为找到了救中国的道路，第二年他参加了留学生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还带头把辫子剪了。
    1903年因为外军入侵在留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政治运动，上海进行了许多的演讲会和游行。因上海比他有名的人很多，他就回到安徽老家，组织国民革命军，在青岛被发现遭逮捕，于是他又逃回了日本，安徽的运动也揭开了近代革命运动的序幕。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开始正式引导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毛泽东称它为“旧民主主义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政府被推翻了。陈独秀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但他本身不参加同盟会，他对同盟会的纲领有意见。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回安徽当了都州府秘书，起草宣言，但很快失败被镇压、通缉，于是逃到上海。通过老朋友的帮助到出版社做一点工作，一是印新闻书报，二是编辑出一点书。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及四个孩子在上海时很困难，几乎快要饿死。好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章士钊知道其境况后，就把他叫到东京。1994年他第一次以“独秀”为名发表爱国的文章，其思想为中国之所以革命失败主要是革命性太落后。 袁世凯当时镇压反对他的人，一方面和日本勾结卖国，一方面屠杀国民党革命派，暗杀宋教仁，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袁世凯的幕僚压迫反日反政府的人民，大肆宣传“爱国就要爱我”的政府，宣传忠君爱国的思想，当时革命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反驳他。但陈独秀说“你的政府是卖国，是以爱国为名出卖国家，西方国家是为人共谋幸福之团体，这种自觉心才放在爱国心之上。”文章一经发表，等于在国内舆论界放了个炸弹。

这就反映出我要讲的陈独秀性格的第一个特点：特立独行，天马行空，绝不人云亦云，不说不痛不痒的话，也不说又不错又不对的话，敢于说实话。这话说了之后，全国纷纷写文章谴责他，当时章士钊让他写信回答，他说我不写，我要自己办个杂志，十年八年就可以改变中国人民。
    他17岁考上秀才以后，乡上媒人踏破门给他介绍对象，最后由父母做主给他找了一个旧式妻子，小脚、文盲，她希望陈独秀在家里老老实实过日子，不要到外面搞杀头造反的事。但陈独秀有新思想，愿意为救国而奋斗，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共同话题很少，聚少离多。而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很赞成姐夫的思想，于是他们1909年在杭州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妻子高晓岚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前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被国民党杀害了，只留下三儿子陈松年。三儿子不搞政治，后来学木匠，为陈家留了个香火。高君曼生了一男一女——陈鹤年、陈子美，1909年以后一直和他度过艰难的岁月。在东京时高君曼得了肺结核，必须吃进口药，才不得不从东京回国，回来后陈独秀就开始着手创办《新青年》，兴起了改革历史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狠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配合着教育革命、文学革命等一起进行。当时在上海《新青年》还不太出名，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也不多。1917年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但原来是官僚养生所，都是清朝八旗子弟和有钱人来上，通过北大来当官，非常腐败。蔡元培希望改造大学，要研究新的教理。当时陈独秀到北京募集资金，住在前门的小旅馆，蔡元培几次去拜访他，甚至早上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着实有三顾茅庐的诚意。陈独秀说我不行，我没有文凭。蔡元培说不碍事，你没有文凭不教书，你可以当管理人员，于是让他当文科学长(当时文科是北大最大的科)，相当于研究院的院长。陈独秀说我还在办一本杂志，蔡元培称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北京来，于是就把《新青年》转到了北京。
    蔡元培把文科里所有有改革思想的人团结在一起，包括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组成一个阵营以后，以北京大学的名义，一方面进行文科改变，一方面扩大《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一校一刊，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杂志主要宣传人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自由平等的权利，不应该做奴隶。在这样的号召下，全国青年都聚集到陈独秀的《新青年》周围来，经过五年的努力改造了一代新青年，包括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都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毛泽东受影响最厉害，他当时带领湖南学生到北京来，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助理员，他对陈独秀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成为陈独秀忠实的粉丝。
    培养出一批人之后，很快就爆发了两件事：一是1917年十月革命，二就是巴黎和会。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操纵战败国，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却被迫把权力交给了日本。陈独秀就在五四运动时以教授的名义起草传单，让胡适翻译成中英两文，亲自散发时被捕。
    陈独秀被捕后，在狱中看了基督教的圣经，看到人类父爱精神的理念，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在李大钊、胡适的帮助下，偷偷逃到天津然后到达上海。此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两次发表宣言，放弃沙俄在中国特殊的权力，这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在奋斗争取的国权，通过十月革命、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从而迫使外国列强主动放弃在中国的权力，他从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也对陈独秀有很大的刺激，过去所说的是资本主义民主，是说话人的民主，而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者进行镇压，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高百万倍，为此他明确了一生为之斗争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很危险，受到各个反对派的包围，所以列宁派代表到中国来，希望和中国建立友好邻国。开始时想通过李大钊传播介绍思想，李大钊自认能力不够，于是到上海找陈独秀。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想，新思潮很活跃，这时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开始积极传播。1920年8月成立了共产党发起会、发起组;第二年7月23日就派代表召开中共一大，当时李大钊在北京为老师涨工资的事情奔忙，陈独秀正在为大学争取经费，两个重要人物都没参加，但陈独秀被选为主席团的主席，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当时开一大的时候，毛泽东还不是党员，陈独秀对毛泽东讲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回去很快就被发展成为党员，成立湖南区委，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工作出色，陈独秀提前把他调到中央，成为中央五个秘书之一，权力相当于委员长，党内文件必须经过他和陈独秀两个人并收才有效，而陈独秀是中国的常委。毛泽东完全是陈独秀一手提起来的，他曾在一个内部讲话里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党，他有功。”
    1922年11月，发生了对陈独秀一生影响很大的事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必须绝对服从，但陈独秀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22年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十大，会上要求中国必须加入共产国际，于是1923年三大党通过了中国加入共产国际的协议。当时中国共产党规模太小，只是一个十几人的小团体，但这样加入之后，就要保证组织的独立性，革命纲领的独立性，还有争取革命中的领导权。当时国民党腐败，孙中山都说国民党在死亡中，而共产党都是青年人的新鲜血液，所以受欢迎。
    这个过程中发展了不少的共产党员，包括周恩来、林伯渠等。但国民党中的一些老党员要求共产党要么宣布坚决相信国民党，放弃共产党信仰，要么退出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就是要把共产党排挤出去。而关键时刻都是共产国际、斯大林下命令对国民党让步，最后在国民党里面担任部长、委员、军长职务的共产党都退了出来。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说我们退出来自己搞革命，搞党外联合，但是都被共产国际拒绝了。1942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后，就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日本、美国联合起来反共。此时斯大林虽然感觉到错误，但还是不承认，把责任都推在陈独秀身上，让他负责。1927年7月份，共产国际要共产党组织15万工农革命军抢夺国民党领导权，但此时共产党一支枪都没有，国民党都是大炮机关枪，所以陈独秀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就辞职下台了。

下台之后，他和党中央产生了分歧。
    第一，中国革命形势从高潮变成低潮，陈独秀认为低潮应该保守，而党中央还要武装起义。1923年起，苏共产党员中也有两派之间的辩论，与斯大林作对的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1927年的游行大会上，举批评斯大林的旗帜。在这样的大革命时期中国派了大量留学生到苏联，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影响，把从1923年起反对斯大林的文章都油印出来，陈独秀看到以后猛醒，与其观点如出一辙。党内大革命失败以后，一些大革命时期的中上层领导干部都是陈独秀的拥护者，都奉劝陈独秀不要和中央作对，但陈独秀不同意，坚持公开批评中央的路线。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性格的第二个特点：光明磊落。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后，在广州起义时给中央写信说，既然广州起义已经发动，就要注意防守，但中央说还是要进攻，结果失败。
    其次，1929年蒋介石和苏联闹矛盾，中苏要在中国开战。当然斯大林提出保卫苏联，中国共产党也跟着提出保卫苏联，陈独秀说这样太教条了，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却要保卫苏联，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怎么受得了?因此批评了中央，提出反对保卫苏联的口号，反对国民党政府，但党中央还是坚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第三个分歧是推行路线。他一直反对共产党到农村去，他认为共产党是无政府主义政党，应该留在城市，不应该到农村去。到农村去会被农村意识化，会变成土匪党。最好的例证就是农民起义都被反对派镇压，农民阶级有狭隘性，历史上农民起义没有成功的。
    陈独秀毋庸置疑是犯过错误的人，但他毕竟是老革命，有很多经验可以让年轻人学习。1930年5月，他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9.18以后，反蒋抗日，又批判当时共产党的错误路线。由于完全在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下，他连续三次被逮捕。
    章士钊和陈独秀友谊非常深，陈独秀被捕后章士钊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反对派，反对江西武装斗争，历史上也是国民党人，国民党应该和陈独秀、托派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陈独秀拍案而起：我的意思以我为准，我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国民党不抵抗，我就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不等于叛国。后来一些北大毕业的共产党元老，包括胡适都劝他改口供，但他坚持不改、不屈服，结果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最终反复斗争判为8年，震惊全国。他被隐藏起来时，正好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女工，受到流氓的迫害，也住到他楼里，后来陈独秀很关心她，帮助她看报认书，两个人差30多岁，最终成为他第三位夫人。
    晚年他对自己的思想有反思，不仅可以接受亲友，还接受大量的书本。他对五四被捕的学生说，世界产生文明的发源地有两个地方，一是监狱，二是研究室。他研究文学，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应用，另外他还应大家要求写自传。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中国进行了很深入的思索。从1920年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到1936年整整16年，他看到共产国际内部没有任何平等可言，有不同意见就镇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非常残暴，所以他重新研究人类的民主主义史。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是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的旗帜，民主不仅资产阶级需要，任何人民都需要，这揭示了民主的普世价值。陈独秀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民主普世价值，他说把民主视为资产阶级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其次民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民主包括国家领导人应该是人民选举，而不是某些集团制定的;民主是没有法院的提审不能随便逮捕人，包括检察院，公安局;民主是人人都有出版、言论、结社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种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反对专政，专政可以掩盖任何腐败、贪污或罪恶。他说世界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专政，即使是政党专政也是领袖专政，是个人独裁，任何独裁都意味着腐败、残暴。“反对斯大林，保卫苏维埃”这种口号是错误的，不是斯大林特别坏，而是由于专政制度，如果不用制度解决问题，一个斯大林打倒了，无数个斯大林还会产生出来。这在当时斯大林还红得发紫，毛泽东还没掌权。
    1938年抗战以后，托派还是原来的主张：要和国民党合作，还要走机会主义路线，要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路线，让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失败，产生革命危机。陈独秀对此严肃批评，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承担任何革命的可能，战争必然引爆革命。1938年8月23日，他出狱了，被迫释放政治犯。当时蒋介石领导革命，搞国共合作，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他要求陈独秀发表三点声明，反思自己加入托派的错误，才可以搞合作。陈独秀坚决拒绝，他认为他所说的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而言，没有什么错误。这个时候在苏联当代表的是王明和康生，1935年开始就在巴黎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托派是汉奸，是帮日本侵略中国的汉奸。这里有一个故事，说某年某月陈独秀带托派两万人，和日本、华北地区进行谈判，他每月接受托派300块钱在中国搞破坏抗战。实际上陈独秀出狱以后马上到武汉进行了抗日宣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最终在1942年6月份，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在一个山村病死了。
    回顾陈独秀一生的政治生涯，他就为了三个目的：一是强国，当时国家被侵略，必须要强国，1901年也是为了强国开始留学日本;二是为了民权，人不能做奴隶，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要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三是为了民富，人民要富裕起来，不要少数权贵集团和贪官污吏暴富，要让人民幸福。
    总结陈独秀的两大辉煌：一是五四运动，二是晚年的民主思想。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强国、民权、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