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下，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未能阻止我军前进的步伐，然而南方的多发病却侵袭了部队，使百万四野大军在疫病的困扰中停止了脚步。
    疫病蔓延，十万火急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刚进入6月，气温就高达30多摄氏度。四野部队由北而南，气候差异大，北方战士对南方水土不服，生活很不习惯，加之部队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炎热多雨气候的耐受力大大减弱。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事关百万大军的健康，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卫生部部长孙仪之、政委胡登高和副部长张汝光立即赶往中南军区，向军区首长报告这一情况。据统计，南方三大多发病（疟疾、痢疾、胃肠炎）的患病率达50％左右，指战员的平均体重由入关时的60公斤以上，锐减到50公斤左右，有的连队由于病员多，连站岗放哨人员都难派。军区首长们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当机立断，及时采取紧急措施：一、部队停止作战行动，就地休整一个月，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二、下决心把野战军历年积存的老家底－－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三、责成卫生部派得力的负责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买药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卫生部同志的肩上。
    保证5000两黄金的安全
     一个严肃的课题摆在了卫生部的面前：这么多的黄金如何携带，由谁来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经慎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负责，抽调医疗、药材、财务和保卫方面的精干人员，组成14人的购药小组，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为不暴露目标，携带方便，他们将这批黄金用麻袋分装成若干份，打成背包形状，分开负荷。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7月28日清晨，经过乔装打扮的购药小组一行14人来到汉口江汉码头，登上一艘招商局的“江陵号”客轮。他们把黄金背包放到了床底下，派人轮流看守。船长见状，便嘟囔开了：“你们要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乘客很杂，小心丢失。船已超重，压坏了甲板要赔偿。”船长的话即刻引起张汝光的警觉：船确实超重了，吃水到船沿，缓缓航行。
     购药组的同志大都是北方人，是不习水性的“旱鸭子”。船上的救生设备少，即便有一点，到危急时刻也不能与老百姓争用。想到这里，张汝光找何曼秋和宋化民商量，对他们说：“军代表是我们四野派出的，负责维护船上的秩序和乘客的安全。为预防万一，你们赶紧去找船上的军代表想办法。”何曼秋和宋化民立即找到一位军代表问：“船上有没有供做筏子用的东西？”这位军代表为难地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两块跳板和一张破竹床。”他们将跳板和竹床搬来，全组人员齐动手，用绑腿把它们捆在一起，成为一个结结实实的筏子。然后又在筏子周围系好9根附带，一旦有事，即可放筏入江使用。张汝光对全组同志说：“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载有黄金的筏子推到岸边，送到上海购药。”
     中午时分，“江陵号”航行到黄石市江面时，船上的高射机枪班拉响了防空警报器。购药小组知道是发现了敌机，马上将装有黄金的背包捆扎在筏子上，等候放筏入江的命令。为确保这批黄金的安全，顺利完成任务，张汝光一面派人向军代表和船长提出夜行晓宿的建议，另一方面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
     第二天（7月29日）凌晨，派到高射机枪班协助值勤的宋化民从舱顶走下来说：“前方停靠的码头是十二圩。”大家听说船要驶进码头，甚是高兴。正当他们暗自庆幸平安无事的时候，船顶突然传来“咚咚”的巨响，与警报器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