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国民党军共计52万余人，控制了北平及华北大片土地。事隔60多年，用孙子“三伐”的军事思想来审视、分析和解读平津战役，对于新时期创新军事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孙子兵法》谋攻篇开宗明义地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的“全”胜思想，并具体阐明其“三伐”思想：“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既充分展现了“三伐”的谋略艺术，又创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范例。
    “伐谋”的核心是打乱敌人战略意图，致敌于被动
     两军交战，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和举措是对战争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战力、后勤保障和支援力要有精确的计算，并由此形成战则必胜的战略意图和战役部署，也就是孙子讲的“三伐”及“知胜有五”的谋略。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我军歼敌36个师，47.3万人，并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据优势。孤悬在平、津、张（张家口）等地区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已成为“惊弓之鸟”，并面临东北、华北野战军的联合打击，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然而，在蒋介石于1948年11月初电召傅作义到南京会商时，将华北党政大权、统筹经济大权，直接接受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援助的权力授予傅作义后，傅作义竟被这“三大权力”冲昏了头脑。他认为东北野战军至少需经3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因此，控制平、津地区既可以利用美国援助和华北的人力、物力扩充军队，又可以将华北、东北解放军钳制在华北，对整个战局有利，遂与蒋拟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势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并于11月中、下旬先后撤退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守军，将其统率下的部队部署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今怀安）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部署充分反映出蒋、傅既有固守平、津的愿望，又有随时南撤或西逃的企图。事实证明，这是蒋、傅对战争形势分析和战略部署的一大败笔。
     傅作义集团“守走难定、犹疑难决”。鉴于此，我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遂令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秘密入关，调集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另有30万民工随军行动和150万群众及34万辆畜力车修桥铺路、运输物资支援作战），决心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现地，既不让其南逃，也不让其西撤。基本的战略部署是：首先由西向东逐个地抓住傅系、拖住蒋系部队，以稳住整个平津地区的敌人，然后切断两头，孤立中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现地”的作战决心和基本的战略部署，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组成的平津战役指挥部（总前委），指挥平津战役的参战部队在战役的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顺利地完成了“分割包围，断敌逃路”的任务，使傅作义部队完全陷入“欲守不能，欲逃不成”的被动境地，完全打乱了他的战略意图。这是以政治谋略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等待敌人的必然是灭顶之灾。